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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影像折射的世界 　　【摘要】 以女性主义电影的视角，探讨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和法斯宾德导演的《维罗尼卡?福斯的欲望》中女性在时代压力下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种种社会矛盾。在电影中，两位导演通过对片中女性命运的书写，本着对艺术的真诚，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人性的冷漠；同时又从不同的表达手法以及叙事方式，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艺术观念以及个人情怀。 　　【关键词】 女性主义电影　《阮玲玉》　《维罗尼卡?福斯的欲望》 　　 　　一、女性主义电影理论 　　 　　女性主义电影是以女性为其主角，探讨女性活动，描写这些女性在父权以及时代的倾轧下奋力求生存尊严的故事，所描写的可能是一些在当时社会看来是叛逆的，甚至不见容于当时的“坏女人”，她们特立独行的行径除了勇气可嘉之外，对于性别刻板的颠覆、以及性别压迫的解放更是引人深思。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是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思想在电影理论及批评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女权主义，主要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欧美兴起的新女权主义。从广义上说，女权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运动，其早期斗争主要在政治、经济和职业三个方面的平等要求上面。1968年法国5月风暴以后，第四要求，即性别平等要求，成为主要的要求。1973年，美国学者劳拉?穆尔维提交维斯康辛大学法学系论文《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的论文被认为是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美国学者安德鲁称赞该文“把精神分析同电影风格学这两个领域清晰有力地联系起来”文中她对好莱坞影片中的以男性主义美学主题的实质做出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 　　女性电影试图以女性影像折射出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的深刻矛盾，折射出个体在强大的体制与时代下无法摆脱的宿命。 　　 　　二、两者对女性命运的书写 　　 　　作为公认的“香港女性电影导演”，关锦鹏的电影对女性形象的关注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从开始的《胭脂扣》、《人在纽约》、《红玫瑰和白玫瑰》、《阮玲玉》，到后来的《长恨歌》等一系列以女性形象为描述对象的电影作品，他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且又深入人心的女性形象。在他的影像世界里，既有妓女、交际花和默片时代的电影明星，又有被称作“新女性”的女强人，她们成为反复描述却又能不断写出新意出来的形象，导演对她们寄寓了一片炽热的悲悯情怀，而且无论女性出身高贵、还是身份卑微，无论女性身陷逆境、屈境、还是悲境，他都能赋予女性以成长的印记和某种尊严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同样，作为德国新电影运动四杰之一的法斯宾德(Fassbinder)，也是一个钟情于女性题材的现代导演，他的“女性三部曲”――《维罗尼卡?福斯的欲望》、《劳拉》、《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塑造出的德国二战后的女性形象，为电影屏幕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他还凭借影片《维罗妮卡?福斯的欲望》在第32届电影节上摘得了最高奖项金熊奖。而相比关锦鹏的女性电影，法斯宾德更多的是以客观的视角来体现女性主义的电影。在这一系列以女性为主要角色的电影作品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女性的偏爱：“我觉得把女性形象当作主角，能够更好的表达我想传达的东西”。他认为，用女性角色去处理社会题材、揭示现实矛盾要更容易些。他有意将女性形象作为一个银幕载体，从她们身上折射德国现代社会生存现状，反思德国历史。 　　本文将主要以《阮玲玉》和《维罗尼卡?福斯的欲望》这两部影片为例，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对关锦鹏和法斯宾德的女性电影作比较分析。 　　首先，从故事的层面上看，《阮玲玉》和《维罗尼卡?福斯的欲望》都讲述了一个女影星的死亡故事。相同的主角形象、相似的情节结构和语言对白，乃至几乎相同的故事结局，都使它们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语义关联性。 　　阮玲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的默片女星。处于事业巅峰的她，在荧幕上光彩夺目，可是却难逃命运的劫数，社会流言使她处于有心辩白却无力言说的尴尬处境。作为一名出色的电影演员，在黑白两色的光影世界里，阮玲玉深入到角色的内心，塑造了崭新的女性形象。而现实生活中的她，身处名誉和流言的漩涡，将解救自己的希望完全托付于男人，匆匆忙忙将自己的一生托付于人，却不得不面对男人的一次次选择与抛弃，忍受着痛苦的命运煎熬。在阮玲玉身上，矛盾性的因素繁杂地交汇在一起，赞誉与诋毁、坚强与软弱、爱与被爱，如一张硕大无比密不透风的网，笼罩着她，使寻求命运出口的她无力可逃。那个时代造就了她，又毫不留情的将她吞噬，苦苦挣扎的个人与强大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她的成名与陨落折射出当时社会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状态以及命运悲剧。 　　维罗尼卡?福斯同样是一个璀璨一时的昔日影星。只不过影片中的她此时已经山河日下，却时刻生活在昔日辉煌的幻想中。在与日俱增的落寞中，她不断寻求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正如法斯宾德所言，维罗尼卡?福斯的“欲望”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