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电影评介》结缘３０年.docVIP

我与《电影评介》结缘３０年 　　1979年春天，我的书桌上突然“飞”来一本在当时堪称精美的电影杂志《电影评介》。使我惊讶莫名。当时粉碎“四人帮”不久，文坛仍很冷落。电影界除《电影艺术》、《大众电影》等极少几本电影刊物，没有其他外地的电影刊物，而这本杂志却出自相对偏远的西南边陲贵州。不几天我就见到了这本杂志的负责人王正。他是贵州省电影公司的副经理，杂志就依托于贵州省电影公司。其时我在中国电影公司宣传处任职，是贵州省电影公司的上级业务主管单位。影评归于电影宣传，这事恰由我负责。于是王正自然便成了我的“业务”联系人，进而成为朋友与作者。王正虽是副经理出身，但颇有文人气质，且具有敏锐的眼光。《影评介》定位在大众影评上，就与专业学术刊物《电影艺术》、与相对更为通俗的《大众电影》等杂志区分开来了。开办之初，印象深刻的还有文编负责人乙一(后来一度成为主编)、美编负责人彭裕汉(后来长久担任副主编)。乙一有系统的电影专业性知识，善于思考，而彭裕汉是有相当成就的画家，还有对工作极其负责的蒋芹、葛美等编辑、编务，他们在80年代初组成了一个颇有战斗力的集体，使这本杂志在那个年代，成为电影发行放映系统所有电影刊物中的标竿。记得当时在北京开过一次电影报刊会议，影评大家钟惦??，在陈列全国电影报刊的长桌上围绕一周，突然举起《电影评介》，高兴地说“看，西南的春雷!” 　　而我以为《电影评介》真正走向深入，在电影界与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始于陈庐山先生担任主编的时期。这位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是贵州一家青年杂志的主编，1957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击中，蒙冤20许载。及至改正，已过天命之年。他上任之时对《电影评介》作过较大的改革。比如，刊物的总体美学追求，将它定位在曲高和众：评论风格要求有真情实意，评论形式在所不拘。杂感、随笔、小幽默、讽刺、诗歌、快板、小品、相声、书信、问答皆可。尤其欢迎直言不讳、尖锐泼辣的影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评介》编辑只有4个人，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而刊物最高发行量且到了52万。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到过编辑部一次。陈庐山、彭裕汉、蒋芹陪我游玩红枫湖。我发现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面色憔悴，形容枯槁，身子显得十分单薄，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们吹到湖里似的。我想。他们的精力是被刊物熬干的。有付出就有收获。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电影评介》获得了众多的荣誉。举其要者：1982年被评为贵州省文化局电影系统先进集体；1986年全国首届群众影评工作会议上被评为先进集体，同年荣获上海工人评选的全国最受欢迎影视报刊第2名。1992年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与中国电影公司评为“上菱杯”全国群众影评先进集体。事实上《电影评介》已成为群众影评人的核心与中坚。陈庐山告诉过我一组数字，曾使我兴奋不已：在历次全国影评征文大赛中，《电影评介》的作者总是占了很高的比例。1989年首届全国影评征文大赛，获奖的600余人中。《电影评介》的作者有80多名，在1993年的全国影评征文大赛中，获奖的668人中，《电影评介》的作者占了112名。在1996年的全国影评征文比赛中，获奖的490人中，《电影评介》怍者占了107名。《电影评介》刊登的文章已引起新闻界、学术界重视。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编印的《电影电视艺术资料》选入的文章逐年增加。1991年为12篇，1992年为16篇，1993年为25篇。 　　现在想来《电影评介》在当年的确成了培养电影评论方面人才，乃至多方面杰出人才的阵地与学校。当今活跃在经济学界的宏观经济理论专家王忠明，在80年代就是《电影评介》的重点作者。20多年后，他回忆说，他的理论思维的形成与当年向《电影评介》杂志投稿紧密相关。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边国立。于今是京城非常活跃的影视评论家，他评论的起步始于(电影评介》。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委员、教授李建强，早年是皖北插队知青，后来在一所职工学校执教，他频频在《电影评介》发表影评。连获全国大奖。上海交大正是看了其结集出版的影评集后，才判定他是个人才，决定将他由安徽调入上海。据说《电影评介》全盛时期，团结了数以百计的影评骨干，每月收到的影评稿件在1000篇以上，小小的办公室成了稿件的海洋。在上世纪90年代我先后担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副会长，直至会长。学会委托我负责大众影评，我与《电影评介》关系更加密切，许多次我操办的全国影评征文比赛就依托于《电影评介》，我本人也频频为《电影评介》写稿。学会还与《电影评介》联合召开过影评工作会议。影评成了我们紧密相联的纽带。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迅速转型，商业化与娱乐化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同一切严肃刊物一样，《电影评介》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读者兴趣转移、刊物发行量大幅下降造成的经济困境下，我也曾目睹了编辑部同人的焦虑与困惑。他们寻求着多种解救的方法。一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