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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方言热”中的冷思考 　　[摘要]在近年来，影视作品中方言话语形成了不小的“气候”。这与我国丰富的方言话语资源，方言固有的口语属性以及民间文化公共化空间实现的需求驱动息息相关。 　　[关键词]方言热　影视剧 　　 　　普通话在电影、电视对白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影视作品中方言话语悄悄多了起来，并形成了不小的“气候”。张国立在《手机》中一句地道的川语“做人要厚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赵本山《刘老根》的热播使国人开始学舌“小样儿”、“憋屈”、“贼好”等东北“土话”：电影《没事儿偷着乐》的对白则全是“卫嘴子”：《武林外传》女主角佟湘玉一句“额的神啊”更是让粗犷的陕西话成了众人模仿的口头禅……至电影《疯狂的石头》中方言的运用更是同样疯狂。郭涛主演的包世宏讲的是重庆话；贼头“道哥”操的是河北保定腔，其女朋友则说成都话：贼老二说着一口标准的首都普通话。贼老三“黑皮”则一嘴地道的青岛话。七嘴八舌的方言话语夹杂其中，整成一道喧嚣泛滥的方言大餐。如果说以普通话为主要语言的影视剧和广播剧是“正餐”的话，那么，用各地方言演绎的影视作品无异于“甜点”。作为一道老少威宜、受众颇多的娱乐“甜点”，方言影视剧风靡的确是一种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语言现象。 　　方言话语能够“进入”影视剧，并火爆一时，原因很多。 　　 　　第一，源于我国丰富的、多样的方言话语资源 　　 　　在第一层次上，汉语有七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和赣方言。七大方言之下，还有无数的次方言、话、腔等。如同人的血管、树的枝杈，构成一个丰富多样、生机勃勃的语言生态系统。由于地域的阻隔和分离时间太长，汉语各方言之间差异很大。赵元任当年就指出：“从哈尔滨到昆明，从重庆到南京的官话区。言语还比较一致，可是东部和南部方言之间的差别。不亚于法语之于西班牙语，或者荷兰语之于德语。”形形色色的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载体，而成熟的方言影视剧往往能反映出各自区域的文化韵味。如《大宅门》具有古都文化色彩，《情满珠江》岭南文化色彩鲜明。极具东北情结的赵本山说：“赵本山是东北人，刘老根自然也是东北人，我们演的角色是东北人的一个缩影。大伙说。刘老根除了东北话之外还能说什么话?” 　　 　　第二。方言固有的口语属性使其与影视艺术结缘 　　 　　汉语各方言的差异首先是语音上的巨大分别，尤其是南方方言区“路隔三五里。乡音各不同”；不少方言甚至有音无字。作为语言表演艺术的影视作品正好为各色方言提供了一个“言说”的平台。事实上，人们接受和喜爱影视人物口中的“方言话语”。首先根植于一种听觉上“陌生化”审美体验。张艺谋电影中方言戏份不少，《红高粱》中勇猛的山东轿夫，《秋菊打官司》中的村妇均操“土的掉渣”的方言，《有话好好说》更是汇聚了标准话的李保田、京片子姜文、东北人赵本山、西北腔张艺谋……使观众领略到一顿“言语”大餐。 　　 　　第三，民间文化公共化空间实现的需求驱动 　　 　　早在1963年，我国就拍了一部叫《抓壮丁》的方言电影，但之后方言在影视剧中的使用少之又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领袖才可以在影视剧中说方言。作为“从属于民族共同语的语言低级形式”，方言在普通话语境下很难在影视剧中占到一席之地。相应地。方言背景中的民间文化失语症非常明显。上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化在焦虑地寻求自己的言语出口，力图实现对主流文化的突围，从而视听传媒等公共化空间产生强烈的需求。因此。方言也已经成为民间文化建构自我身份的一种话语再现。比如在“贺岁专业户”冯小刚的电影中，民间、大众色彩的方言理直气壮地走上前台。《手机》里的河南话和四川话，《天下无贼》里的陕西话，使影片更加市井，更加草根化，也更具有喜剧效果。 　　然而。热闹喧嚣的影视“方言热”中同样荆棘丛生。首先，面临有违“推普”大政方针的责难。有语言专家提出，影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普及艺术，承担着义不容辞的“推普”的道义和责任。如果方言到处乱飞，不但观众对方言的新鲜感会降低，汉语的纯洁性也会受到影响。近年来，国家曾专门发文，规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作中塑造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讲普通话。仅为增加特色或多些噱头，有何理由一般影视剧中的市井人物就可以滥说方言土语?在全社会都在为消除方言壁垒而努力的历史背景下，影视剧中方言的某种程度的泛滥被问责可以想象。其次，新奇、新鲜背后存在接受面相对狭窄的挑战。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观众能否接受及社会影响十分关键。《疯狂的石头》在川渝的火爆掩盖不了屏幕大量字幕的事实，《武林外传》里纯正的陕西话对南方部分地区的观众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挑战，其在台湾地区的推广则并没有收到预想中的效果。可见。方言所带来的地域局限性必须正视。 　　 　　第四，影视剧中的方言有时存在文化歧视上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