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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上世纪2、310年代，中国兴起过1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1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 “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都缺乏认真的研究。实际上，研究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3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失败和意义等问题作1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1）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 兴起于上个世纪2、31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团体众多，情况较为复杂，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1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 “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孙冶方在批评乡村建设运动的这种改良性质时曾指出：“1切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不论它们底实际工作是从那1方面着手，但是都有1个共有的特征，即是都以承认现存的社会政治机构为先决条件；对于阻碍中国农村，以至阻碍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是秋毫无犯的。” 乡村建设运动的这种社会改良性质，首先基于从事乡村建设的工作者、尤其是他们领袖人物对于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概而言之，他们对于中国农村基本问题主要有两种认识：1是认为当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这以中华平民教育会干事长晏阳初为代表。1931晏阳初在平教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便指出：“我们觉得要创办1种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去找。结果，觉得1般人民最感困难的4个问题：1是愚，2是穷，3是弱，4是私。”1933年他又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中又写道：“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4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4大基本问题可以用4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3]2是认为当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西方文化输入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或崩溃。持此类看法的主要有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梁漱溟及其支持者。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1书中就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起于乡村的破坏，而引起乡村破坏的原因，1是天灾人祸，2是风气改变。如果说天灾人祸历代都有，近几10年只是加重而已，那么风气改变则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这表明乡村破坏程度已经很深。而引起风气变化的原因是西方文化的输入。因为“中国人既与西洋人见面之后，中国文化便发生了变化。自变法维新1直到现在，其中有好几次的变化，有好些地方变化；尤其是近几10年来，3年1变，2年1变，孙猴子有7102变，中国人变的也和他差不多了。------旧的玩儿几乎通统被变的没有了！中国乡村就在这1变再变7102变中被破坏了。”[4]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认识都是错误的。第1种认识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究造成农民“愚”、“穷”、“弱”、“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而将事物的表面现象当成了事物的本质，犯了化果为因的错误。造成农民“愚”、“穷”、“弱”、“私”的根本原因，如孙冶方所指出的那样，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第2种认识只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化，而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所引起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动，即从1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变成了1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样忽略甚至放过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犯了文化至上主义错误。 既然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而是农民的“愚”、“穷”、“弱”、“私”，是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或崩溃，因此，在乡建工作者们看来，要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就不需要反帝反封建革命，而只需要在维护或保存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进行1点1滴的社会改良，以解决农民的“愚”、“穷”、“弱”、“私”，或因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问题。用梁漱溟的话说：“外国侵略虽为患，而所患不在外国侵略，使有秩序，则社会生活顺利进行，自身有力量可以御外也”。[5]所以尽管参加的团体众多，情况较为复杂，各实验区的方法、措施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就其基本内容来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