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专题文献辨伪与辑佚 历史文献学教学课件.ppt

文献辨伪与辑佚 有意识的辨伪和辑佚在唐宋时就已起步，特别是在清代考据学的促进下，得到巨大发展的两门学问，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规范。 第一节 文献辨伪 一、辨伪的必要 文献学上的辨伪，是对古代文献本身进行科学的考察，以区别其真伪，从而确定其价值的一门学问。文献辨伪主要还是就伪书而言。中国古代，由于种种原因，产生了大量的伪书，伪书的情况在古籍中是普遍的存在。前代学者已经明确地看出这一点，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中就说：“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四部正论》中说：“余读秦汉诸古书，核其伪几十七矣。”清人张之洞也说：“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无论是十分之七还是十分之五，这个比例是否精确另当别论，但是至少说明前代学者在读书过程中所意识到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梁启超先生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系统讲授辨伪学，其弟子将笔记整理后以《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出版，迄今仍是这一领域具有很高价值的学术专著。书中一开始就说：“书籍有假，各国所同，不只中国为然。文化发达愈久，好古的心事愈强，代远年湮，自然有许多后人伪造古书以应当时的需要，这也许是人类的通性，免不了的。不过中国人造伪的本事特别大而且发现得特别早，无论哪门学问都有许多伪书，史学有史学的伪书，佛学有佛学的伪书，文学有文学的伪书，到处都可以遇见。” 由于伪书的普遍存在，所以辨析伪书，成为学者们重视的学问。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 文献辨伪，久已得到前代学者的重视，如《汉书·艺文志》有的书下注“依托”或“疑依托”。在辨伪书方面，历代积累有很多成果。明清时期，不仅在具体的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并且总结出辨伪的科学方法。明代学者胡应麟不仅从事辨伪书的具体实践，而且更有意识地从辨伪原则方法高度加以系统归纳概括，在《四部正讹》中提出辨伪八法，其认识其见解远远高出同时代人，对近代的古书辨伪理论，有很大的启发。因此梁启超说：“辨伪学到此时才成为学问。” 近代以来，相当重视学术的科学总结，在辨伪方面，也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梁启超是近代以来在文献主要是古书辨伪方面理论建树最为突出也是公认的这方面取得最大成就的学者，他系统地分析总结了历代伪书出现的原因和辨伪的一般原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尤其是《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有集中的论述。 所谓的伪书，主要指两方面的情况：一是一部书的一般公认的著者并不真实，一是所题著作时代不可靠。很多古书虽然明确署有著者姓名和时代，但是根本不可信，著者不是真正的著者，成书也根本不是所称的时代，而是出于他人后人的冒名编造，比如《尚书·禹贡》篇，出于战国，但是依托为夏初的大禹；《周礼》一般认为亦出战国，却托为西周初年的周公。两方面往往互有联系，但有时也有同时代的造伪，如《周秦行记》，即为唐代同时期的李德裕门人伪造而嫁祸牛僧孺。 伪书对于学术研究，造成很大的问题。学术研究以文献材料为基础，基础不牢靠，如何能够取得科学的成果。研究古代的学问，即从事所谓文史之学，主要依赖古文献，如果使用的文献不可靠，必然会影响到结论的可信性。因此辨伪是文献学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梁启超先生从史迹、思想、文学三个方面指出辨伪书的必要，我们主要从他谈的史迹即史学方面，看看他所做的一些具体分析。 一是进化系统紊乱。梁启超所说的进化系统实即社会发展。他讲道：“打开最可靠的《汉书·艺文志》，里面载神农、黄帝时代的著作，不知道有多少。至于伊尹、太公的著作，更是指不胜屈。要是那些书都是真的，则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进化原则，刚刚相反，所谓黄金时代他人在近世，我们在远古，中国文明万年以前是黄金，千年以前是银，以后是铜，渐渐地变成为白铁。若相信神农、黄帝的许多著作，则殷墟甲骨，全属假造，不然就是中国文明，特别地往后退化，否则为什么神农黄帝时代已经典章文物，灿然大备，到商朝乃如彼简陋低下呢。” 二是社会背景混淆。他说：“我们读古书，不单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代背景，一般的社会状况，究竟是怎么样。因为书籍是假的，读书的人往往把社会背景弄错了。”他举《西京杂记》为例，说这部书“明明是晋人葛洪所作，后人误认为西汉时刘歆所作，葛洪同刘歆，相距三百多年，葛讲东晋时事，刘讲西汉时事，若以《西京杂记》作为东晋时的资料，那就非常正确，若以此书，作为西汉时的资料，说西京即是长安，那便大错特错了。”当然时至今日，《西京杂记》作者问题，仍众说纷纭，难有定说。但是要承认梁氏所讲的道理是对的。 三是事实是非倒置。书中有假，很足以淆乱是非。他举的例子有《涑水记闻》，“向称宋时司马光作，原书虽是真的，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