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docVIP

“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 　　 最近看到不少评论家的文章，在提到“底层叙事”时，常常会表现出不满、不屑或者不理解的情绪，也有一些写过“底层”的作家，在言论中也大谈技巧、形式与“想像”，似乎要急于撇清与“底层叙事”的关系。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主要出于这些人作为“知识精英”的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对底层人的生活、对表现底层的作品，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与偏见，认为这些人的生活不是“生活”，表现这样生活的作品不是“文学”。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底层”正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中国的主体，他们也同样没有意识到，“底层叙事”并不是旧意识形态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锋”。 　　为什么说“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呢？ 　　“底层叙事”是在新的时代出现的一种思潮，它与中国现实的变化，与思想界、文学界的变化紧密相关，是中国文学在新形势下的发展。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纯文学”就逐渐占据了文学界的主流，这一潮流的特征主要有：注重形式、技巧、叙述的探索与创新；回避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描绘，而注重表达个人抽象的情绪与感受；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及最新“潮流”的模仿与学习。这一思潮对反拨此前文学的弊端具有历史性作用，对文学作品整体艺术性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思潮发展到后来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形式探索只成为了一种貌似先锋的姿态，向西方学习也成了一种盲目的崇拜。2001年，李陀等人开始“反思纯文学”，希望文学能够在注重艺术性的同时，重新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在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纯文学”的反思，是文学研究界、理论界至今仍方兴未艾的话题，而“底层叙事”的兴起，则是创作界反思“纯文学”的具体表现，也是其合乎逻辑的展开。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底层叙事”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先锋，它将“纯文学”囿于形式与内心的探索扩展开来，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思想界、中国现实的讨论之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是难能可贵的一种良性状态。比如在小说《那儿》的讨论中，既有关于“文学性”的批评，也有关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还有关于国企改制等现实问题的辩论。这一讨论能够在多个层面展开，并且超出 “文学界”，在更广的范围内引起了注意，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儿》的意义。 　　在当前的各种文学形态中，如果说主旋律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通俗、商业作品是一种市场的文学，“纯文学”是一种中上层精英的文学，那么“底层叙事”则是一种表现底层、代表底层利益的文学形式。同其它各个领域一样，文学界也是由意识形态、市场、精英的力量控制的，“底层叙事”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底层并不是所谓的“弱势群体”，作为个体的民众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无力的状态，但从总体上来说，正是“底层”这一群体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的将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样的历史观才是正确的，才是真理，而并不像某些精英所想像的那样，底层是社会发展中的累赘，是可以牺牲、可以抛弃、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底层叙事”的先锋作用在于，它不仅要打破意识形态、市场、精英在文学上的垄断，讲述底层的故事，发出底层人的声音，而且要以文学的变革为先导，唤起民众的觉醒，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中真正体现出底层的利益与力量，从而改变现实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 　　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说法是否是一种新的“工具论”？我认为，正如不存在纯粹的“艺术论”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工具论”，我们评价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须从美学与历史两个角度着眼，抛弃其中任何一个都必然是偏颇的。我们并不认为凡是“底层叙事”就一定是好的作品，也不认为其它形态的作品就必定是不好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既反对“题材决定”论，也同样反对“题材无差别”论，而是希望作家能以独特的视角发现生活中的秘密，并以独到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能自然地体现出对“底层”的关注与关切。我们之所以对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罗伟章的《大嫂谣》等作品有较高的评价，正是由于这些作品不仅写了底层，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们是从美学与历史两方面对这些作品来加以肯定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凡是写底层的作品必然不足观，必然在艺术上粗糙、简陋，持这样观点的批评家颇有一些，他们还停留在反思“纯文学”以前的思想状态，并没有认识到“纯文学”的弊端，也没有认识到“底层叙事”出现的意义；另一种倾向则相反，他们认为凡是写底层的作品必然是好的，持这一观点的在批评界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在创作中体现出来，或许是“底层叙事”一时成为文坛的热点，一些作家便也炮制出跟风式的作品。跟风是一个作家没有出息的表现，每一个作家必然都有自己对题材的敏感点，有自己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如果抛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