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doc

《喜福会》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摘 要] 《喜福会》是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代表作,通过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们之间的关系与冲突,表现了华裔女性在多元文化中的生存状态和在男权以及文化霸权社会中的抗争。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对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她们在双重压迫下,沦为主流社会外的他者,以及努力探求非殖民化道路,从他者到自我的转变。 　　[关键词] 谭恩美;《喜福会》;后殖民女性主义 　　 　　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发表之后,反响强烈:成为1989年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连续9个月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获得多项大奖、改编为电影。对小说的评论涉及多个层面:母性传承的主题[1],华人种族身份的主题[2], 作品中的语言[3]、华人的传统信仰等[4]。对这部作品解读的视角虽然千差万别,得出的结论也各式各样。但《喜福会》首先呈现的是一部关于女人的作品,男性基本上都扮演着面孔模糊、次要的角色, 从始至终小说呈现给我们的都是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话语。而这些关于女人的故事又被放置于一个纷繁复杂的背景之中,充满了时代、种族、阶级、性别、东西文化等复杂矛盾。因此,《喜福会》中女性们的抗争不仅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抗争,更多女性是在男权以及文化霸权社会中的挣扎。本文试用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解读谭恩美的《喜福会》。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 　　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跨文化的多维空间的批评理论。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以女性主义批评为基础,融入种族、阶级等因素,批评力度大大增强。它奉行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 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 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 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 强调文学作品及作者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它源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 但其独特的文化与种族语境又使它游离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 具有自身的特色。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也因此被称为“第三世界妇女批评”。后殖民女性主义对文学作品的批评以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与对非殖民出路的探寻为特征,第三世界妇女受到父权制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丧失了自身的语言和行为。 　　二、喜福会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一)母亲们在性别与文化双重重压下的抗争 　　《喜福会》围绕吴、钟、苏、圣四个家庭的四位母亲及她们的女儿们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展开。每一位母亲早年在旧中国的悲惨遭遇,都反映了她们在性别与文化双重重压下的抗争。中国父权家长制确立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5]在旧中国, 父权夫权的制度是旧中国女性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女人必须守妇道、从一而终的生活。“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维系着父权夫权社会的稳定,却也造成了《喜福会》中母亲们的悲惨遭遇。她们的遭遇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了旧中国女性在重压下的挣扎。 　　许安梅的母亲是深受中国封建传统迫害的苦难女性的代表。丈夫死了,被诱骗改嫁给人当小老婆。又被骂为不守妇道而被赶出家门。而作为四姨太,她不仅是丈夫性欲发泄的对象,也要忍受其他姨太太的欺辱。但她没有选择沉默,尽管她的自杀显得有些无奈,却充满了力量,她用一个父权夫权社会中女性弱者的全部力量反抗着自己悲惨的命运。她用死教会许安梅语言的力量,从那天起,许安梅学会了大声反抗。 　　如果说许安梅的母亲将死作为一种武器,反抗一切不公正命运,那么龚琳达的经历同样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抗争,但却体现了机智与勇敢。龚琳达十六岁嫁给一个个头比自己矮一截,却举止霸道得像个大军阀似的小丈夫。新婚之夜,蒙在红绸巾下,她对自己许诺永远不会忘记“自我”并任凭着这个“我”的思想来带领自己。最后,她机智地假借先人的诅咒,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骗得婆家的一纸休书,逃出那个地狱般婚姻的牢笼。 　　“旧中国的苦难”并没有成为母亲一代屈服的因素, 反而成为她们抗击命运的伟大力量。母亲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同命运抗争, 试图摆脱旧文化的束缚, 前往美国寻求新生。旧中国的妇女,与美国的新时代女性,从被压迫与被欺凌的旧中国,到女性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号称世界上最民主最开放的美国,绵延半个多世纪,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女性在不断地找寻自己的位置。可是在新世界里她们却无法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影响, 美国永远成为一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不是实现的地方。 　　在新世界里,带着一身旧中国封建制度流行的伤疤的母亲们一变而成旧传统遮蔽下的文化中国的化身, 而美国土生土长的女儿们则无疑是西方文化价值的化身。他们在两种文化价值中抗争与挣扎。母亲们“旧中国的苦难”是她们不可理解的故事,在她们看来, 母亲总是因循守旧, 稀奇古怪和不可理解的。母亲们努力按照自己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过来人”的经验去影响女儿,去爱自己的女儿,却遭到背叛和逃离。于是母亲们和女儿们之间充满了永无止境的冲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