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作旧造假手法揭秘.docVIP

碑帖作旧造假手法揭秘 　　在椎拓之后对拓本进行后处理，属“作旧”范围。常用作旧假冒方法有： 　　 　　1．染色熏香法 　　 　　一般用茶叶、颜料、瓦花、矶水、墨水等物染纸，或用烟草末、熏香等焰火逼脆、熏黄纸质。此法在字画作旧中也常见。 　　目前，碑帖收藏者在鉴藏碑帖时普遍存在“重外观轻考据”的误区，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碑帖考据类图书太过专业，文字枯燥乏味，考据点过于繁琐，仅靠文字转述，缺乏图文对照，对初涉碑帖领域的收藏者确实存在阅读障碍。通俗地讲，碑帖作伪好比“电脑病毒”，碑帖考据类图书就如同“杀毒软件”，不借鉴前人考据成果而盲目进行碑帖收藏，就好比没有杀毒软件而去上网。科学的对立面是迷信，不重视考据就必然盲目依赖纸墨颜色或是封面锦缎的成色，凡见纸质发黄，不问是否属于保管不善，还是原本就是黄纸，一概视为“旧拓”。其实，纸墨讲究的清代拓本若保存得法，数百年后的今天，触手依旧墨亮纸新，如同新拓。民国初年用上乘薄宣精拓的六朝墓志，看似就像昨天刚刚拓出，唯一的区别就是无法闻到墨香罢了。相反，民国后期经蹩脚装裱师装池的碑拓，即便没有人为作旧，所用浆糊、衬纸材料的酸碱性不对，碑帖依然会泛黄发白，严重者更是酥脆、散裂、霉变。不辨考据点仅凭纸墨成色，要想正确区分拓本的早晚，无异于痴人说梦。 　　 　　至于封面锦缎，凡是肮脏不堪、看似出土文物且有所谓“包浆”的，十有八九是伪物。正宗善本的锦缎封面不仅图案高雅，而且色泽沉稳，历经一二百年古色依旧。究其原因，大凡善本的锦缎封面多有书衣、木匣保护，锦缎外层还用皮纸(宣纸的一种)包裹，皮纸的外面还包牛皮纸，不轻易翻动，如何会沾上所谓的“包浆”。封面锦缎破败的拓本即使不是人工作伪，也是经长期日临夜幕的寻常拓本，值得珍藏的旧拓善本，怎至于封面破烂不堪? 　　 　　2．字口涂描法 　　 　　依照旧拓本的未损字口原样，用墨或用国画颜料调和后，对新拓本的残损字口进行涂描(填补残损笔画)，涂描处多为考据点。例如，曾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鲁峻碑》，其作为清初拓本的考据点均完好(注：11行末“图”完好，12行“宣尼”二字完好，15行“武”字完好，16行“遐迩”二字完好)，但道光拓本已损(注：2行“仁”字仅存单人旁，7行“董”字几乎泐尽)，自相矛盾露出马脚，显然是清末拓本涂描饰为清初拓本。 　　如果考据点四周发现墨色异样，可以将碑帖拿到自然光下略微折换角度，若是墨色反射光泽不一者，就是涂描，未经涂描的拓本墨色纯一，折射光泽单一。字口涂描法是碑拓作伪中运用最多的手法，亦是最早的手法，许多古拓、旧拓亦有涂描，旧时高手涂描后的碑拓对着光照也极难分辨(图1、2)。 　　更有甚者，从头到尾全本涂描，此类拓本即便是旧拓，其文物价值也大打折扣，因为能够证明它是旧拓的凭据(考据点)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因此，涂描是作伪的最下策，极易被发现。一件拓本一经涂描即变成俗物，令人大倒胃口。 　　涂描的手法一般均为后期拓本依照前期拓本字形涂描，但也有例外。如吴湖帆“四欧堂”藏本《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是吴氏收藏的四种宋拓欧阳询书碑之首，民国初期曾经影印。后来吴湖帆又得到敦煌藏经洞新发现的唐拓《化度寺》照片(按：其实敦煌本是唐代的一种翻刻本，吴氏四欧堂本才是真正的唐刻原拓本)，吴氏对照两本后，发现两本首行“化”字明显不同，敦煌本“化”字之“匕”部撇画不穿过浮鹅钩，四欧堂本“化”字撇画则穿过浮鹅钩(图3～5)。因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在北宋初年以前，故藏经洞拓本的椎拓时间必然在唐代。吴氏开始怀疑自己的珍藏本是翻刻本，并最终将“化”字的撇画穿过浮鹅钩的部分涂描隐去。吴是著名画家，其涂描用色自然手段高超，涂改得天衣无缝，故此后“化”字之“匕”部撇画呈现不穿过浮鹅钩状。吴将原拓、翻刻拓本没有搞清，误将翻刻当作原本，依照翻刻本字样对原本进行涂描。更可笑的是，民国17年(1928年)元旦吴湖帆在涂描的“化”字旁题记：“化度二字经前人描过，校唐拓残字有失”，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民国16年，吴湖帆将此本影印时，“化”字尚未涂描，后面附有敦煌唐拓藏本印本，一经印刷公布，内行一定会发现两者碑文第一个“化”字的重大差异，从而质疑吴湖帆藏本，吴氏可能觉察到并试图掩盖，出此涂描下策，误将真本当翻刻。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国家一级文物。 　　 　　 　　3．伪造名家题跋、题签 　　 　　此法在书画鉴定中也较为常见。过去字画、碑帖收藏不分家，作伪的亦是同一批人。作伪者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有专人仿写董其昌、翁方纲题跋，有专人翻刻陈介祺、刘燕庭减印。清末民初碑帖影印本大量问世，大量善本出版发行，给作伪者提供了依样画葫芦的“真葫芦”，以及平时做功课的教材临本，作伪题跋技术因之大大提高。 　　笔者2005年在苏州看到一册南海伍崇?粤雅堂藏《化度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