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制瓷业的成就.docVIP

春秋战国制瓷业的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的瓷器应属早期瓷器的范畴，这一时期的瓷器制造业虽较后期瓷器有一定的“原始性”，但其工艺已达到“早期瓷器”发展的顶峰。随着近几年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加，春秋战国时期的瓷器越来越为广大的瓷器研究者和爱好者所关注。 　　 　　窑址的分布范围扩大 　　 　　商代的早期瓷器窑址主要见于长江流域，如湖北黄陂盘龙城窑址、江西清江吴城窑址等。而在北方，西周时期的早期瓷器窑址仍未发现。 　　 　　图1　广东增城县西瓜岭早期龙窑（战国） 　　 　　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早期瓷器的窑址的发现数量、范围都超过了商代和西周时期。至今发现的有：江苏武进市湖塘镇淹城早期青瓷窑址，浙江进化镇及绍兴富盛地区春秋战国窑址群（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绍兴吼山、上蒋乡东堡早期青瓷窑址，德清八处窑址（火烧山窑址、防风山窑址、白漾坞窑址、泉源坞窑址、叉路岭窑址、南山窑址、亭子桥窑址、冯家山窑址），杭州的前山窑址（共有两条龙窑），广州市增城县西瓜岭战国龙窑等。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的窑址多发现于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等地，较商周的数量及分布范围都有所扩大。 　　 　　窑炉结构较以前更合理、科学 　　 　　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往往和同期的早期瓷器共同出土，而且两者器表的纹饰又多是近似，甚至完全一样。特别是在浙江绍兴、萧山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窑址中，仍可少量发现印纹硬陶和早期瓷器同窑烧造的现象。这样就使得窑炉的温度必须要照顾两种质地器物烧造的需要，以免温度太高将印纹硬陶烧熔。但这样一来，又会因温度低而造成瓷器胎体无法烧结的生烧现象。因此，随着窑炉结构改进，窑温提高，从战国时期开始，印纹硬陶逐渐与瓷器分窑烧造。少了印纹硬陶的“拖累”，瓷器的烧造温度就有不断提高的空间。烧造温度的提高可以使瓷器的胎体更加坚致，釉色更加光亮，从而提高了瓷器的整体质量。正因为如此，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大量流行的印纹硬陶，终于在战国之后完成了它的使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图2　战国青瓷碗 　　 　　这一时期的主要窑型是长江流域的龙窑（图1），而在黄河流域还没有发现此期窑址。龙窑是长江流域的传统窑形，一般建在山前坡地上。窑身呈长条形，窑首低，窑尾高，犹如一个斜置的烟囱，因此，窑内的自然抽力较大，升温较快，而且长条形的窑身也决定了龙窑的容量比圆窑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窑身长于商代龙窑之外，在窑室的尾部加上了挡火墙，这样的窑炉结构可以防止火焰的流速过快，以增加火焰与坯体的接触时间。保证在长的窑室内各个部位的坯体受温程度基本一致，克服了窑室前部、中部、尾部烧造温度的明显差别，因此，这一时期的瓷器很少有生烧和烧裂现象。 　　 　　胎釉的加工技术提高 　　 　　从出土的实物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瓷器胎、釉的质量比商代和西周有了较大的提高，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瓷器的胎质比较纯净、细腻，杂质少，胎色较浅。说明这一时期瓷土的粉碎、淘洗、沉淀等工艺更加精细。同时施釉技术在不断提高，施釉方法由西周时期的刷釉改进为浸釉，这样釉层不但明显增厚，而且釉面非常均匀，极少有流釉现象。端庄的造型，匀净的釉面，再加上晶莹的青绿色釉，共同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瓷器的精美之处。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的瓷器表面极少有装饰纹样，仅以优美的釉质、釉色争胜。 　　 　　图４　战国瓷盂 　　 　　成型工艺的进步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成型方法是手制轮修。这一时期瓷器由于瓷土质地较粗，可塑性差，采用手制的成型方法，即泥条盘筑法，碗、盂等的内壁特别是内底均有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即宽大的凸弦纹。器物的口沿和束腰处轮修，显得平整光滑，并留有细小的弦纹。一些极矮小的器物因下腹不易在转轮上操作修整，而采用竹木刀刮削，故器下腹留有削修痕迹。瓷豆的圈足则是将一条泥条圈成一圆形贴于豆盘底部，并用手沿泥条内侧转抹一周，使之更好地粘接在盘底上。到了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青瓷碗已改用一次拉坯成型，器形规整，胎体厚薄匀称，内底及腹壁均留有密集的螺旋纹，外底则为切坯时粗大的线割痕（图2）。战国中晚期时，轮制技术更加成熟，器身全系轮制，而且器物内壁和内底的轮旋痕比早期更加均匀、细密，说明轮盘的转速比以前加快。这一时期的器型多为仿铜礼器，如鼎（图3）、（图４）、簋（guǐ）、甬钟（图5）等。由于成型技术的进步，这些复杂的器形非常规整，极少有变形的现象。而在商周时期，即使是豆这样造型比较简单的瓷器，也常出现口沿歪扭的现象（图6）。从战国时期开始，轮制成为制瓷业中常用的成型工艺，也正因为如此，战国之后，瓷器在器形方面逐渐摆脱了陶器、青铜器的影响，生产出了一些瓷器特有的器型种类。 　　 　　图3　春秋瓷鼎 　　 　　图5　战国瓷甬钟 　　 　　图6　西周瓷豆 　　 　　装烧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