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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北首岭彩陶艺术赏析 　　宝鸡古称“陈仓”，位于陕西八百里秦川的西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早在五千年前的史前时期，先民已在这里构筑家园，繁衍生息。据不完全统计，宝鸡仅新石器时代遗址就达709处，是黄河流域考古发现早期先民聚落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其中以距今约7100～5600年前的北首岭遗址最为引人注目。 　　 　　北首岭遗址地处宝鸡市金陵河畔，背靠陵塬，面对渭水，既有水利之便，又有山林狩猎之富，是先民生活的理想之地。1958年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发掘7次，发掘面积4727平方米，出土原始彩陶等文物5000余件。其中，乌衔鱼纹壶、鱼纹盆、网纹船形壶、陶塑人头像等以制作精致、彩绘精美、内涵深刻，成为反映这一时期彩陶艺术的经典之作。 　　鸟衔鱼纹蒜头壶(图1)既是日常用具，又是装点生活的艺术品。画面上，一只水鸟向右侧立，两个翅膀盖至尾部，喙较长，足较短。水鸟紧衔一条鳞鳍齐备的大鱼的尾巴，鱼负痛抗挣，水鸟紧衔不放，因鱼大鸟小，显得很是费力，画面气氛紧张，极富生活情趣。有人认为画面中对鱼器官的强化和夸张，体现了先民对鱼类的崇拜，鸟衔鱼纹表现了先民与自然抗争的精神；有人认为它反映了以鱼图腾和乌图腾为代表的两个氏族的争斗与战争。而陆思贤先生通过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系统研究后认为，乌衔鱼纹大致反映了“鲲化为鹏”的过程。据《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鲲字义为鱼子，即有待孵化为小鱼，寓意氏族的兴旺和繁荣；鹏即古凤字。鲲鹏实为龙凤神化的变形，鹏既为凤，鲲也应为龙。鱼与鸟是中国氏族制时代的两大图腾系统，是产生龙凤文化的基础，它们之所以被普遍用作图腾形象，是象征着生命的再生，或新生命的开始。仰韶文化中崇拜鱼鸟的观念或许是后来阴阳学说的初期形态。鱼和鸟都是阴阳之精，鸟鱼相衔正是阴阳交合的抽象哲学思想体现。 　　 　　鱼纹陶盆是仰韶文化常见的器物，北首岭出土鱼纹陶盆(图2)腹部饰6组黑彩鱼纹，每组由上下相连的双鱼构成。鱼头作三角形，用小圆圈表示鱼眼，以短线表示鱼鳍和鱼尾，鱼身的一半填以实彩，用以表示鱼鳞。各组鱼的头均向右，作追逐状。鱼是早期部落普遍尊崇的动物，鱼纹是仰韶文化彩陶始终盛行不衰的母题，这种以直线三角规范的鱼的彩绘形象是彩陶鱼纹的最主要特征。 　　 　　陶塑人像是新石器时代的典型雕塑绘画艺术作品。从各地的陶塑品来看，动物是人们进行创作的主要题材，人体陶塑则以表现生殖崇拜的女性裸俑为主。虽然在青海、甘肃的马家窑文化，辽宁的红山文化以及陕西扶风姜??、案板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过男性塑像，但将雕塑和绘画艺术相结合的男性人头像作品并不多见。除在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有类似的发现，北首岭遗址中出土的陶塑彩绘像(图3)是诸多陶塑人像中少有的男性形象。头像脸部丰颐，鼻梁挺直，下颌微圆，顶部平，头发用绳纹表示，眉毛和胡须均以黑彩表示，眼睛及口部作长条形镂空，双耳扁平，穿有小孔，这是我国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人头像雕塑绘画作品，也是仰韶文化中最突出的人头像遗物，对于研究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妇权向父权的转化过程及雕塑艺术起源有着重要的作用。 　　网纹船形壶(图4)是北首岭遗址出土最具艺术性的器物之一。采用红色的泥质陶制成，器身作菱角状，底呈弧形，扁腹而中部略鼓，菱形的两端成梭形尖角，肩部有环耳两个。壶口位于船形腹的中部，为杯形口。使用时，在壶中加满水，再用木塞盖住壶口，在两个环耳上穿上带子，可以随时饮用，很是方便。腹壁绘长方形黑色网格纹，网纹的两侧还有鱼鳍状的三角形纹饰。更为特别的是器腹两侧各用黑彩绘画由两组平行线相互交叉连续形成的一张鱼网，犹如网撒水中，张网待渔。船形网纹壶既是北首岭人社会活动的记录，又表达了人们的希冀和追求。它以鲜明的色彩、逼真的形象，表现了远古时期人与鱼的特殊关联，暗示着氏族起源的图腾观念。船形壶的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反映了当时渔船的造型及鱼网的形态，是仰韶文化时期船舶制造和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北首岭彩陶壶上的绘画以抽象化了的几何纹样为主(图5、6)，仅有极少部分是以具象化形式出现。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实际上是原始人将客观事物观念化的过程。 　　 　　当我们欣赏六七千年前的北首岭彩陶纹饰时，不能不想到它是用什么笔绘制的。在北首岭遗址和后来发掘的陕西姜寨遗址中，出土了迄今所知最早的彩绘用具，如石砚、磨杵(图7)、陶杯及色料块等。其颜料经X射线粉末照相法鉴定，为天然赤铁矿矿物颜料。彩绘用的笔迄今未见实物，而从其彩陶纹饰来看，又有明显的笔迹。如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陶钵，彩绘行笔随意、利落，仔细观察其笔迹，可以看出：彩绘是直接施于细泥红陶坯表面，没有划痕，说明所用的笔头相当柔软；线条时粗时细，说明笔头具有很好的弹性；线条流畅，表明笔头不干涩，可吸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