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饰》的酷儿解读.docVIP

《银饰》的酷儿解读 　　[摘 要] 《银饰》大胆地表现了易装癖、恋物癖、男同性恋以及婚外情等与现存的有着性别等级和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的文化场域相抵牾的人的爱欲本能。在传统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中,揭开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无奈一隅。本文拟从“酷儿”理论尤其是朱迪斯#8226;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的角度对《银饰》进行重新挖掘和解读。 　　[关键词] 《银饰》;易装;同性恋;酷儿;性别操演;腊梅 　　 　　《银饰》被宣传为2005年度中国最具震撼力的悲情电影。从拍竣到现在评论界多从女性主义角度来分析以腊梅自喻的碧兰这一敢于抗争的女性形象,认为“不要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是碧兰的宣战书、觉醒书。其实这只是主流价值观召唤下的一种去酷儿化的宣传策略。《银饰》大胆地表现了易装癖、恋物癖、男同性恋以及婚外情等与现存的有着性别等级和强制性异性恋制度的文化场域相抵牾的人的爱欲本能,在传统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中,揭开了人类生存困境的无奈一隅,可谓一个积聚着易装男同性恋、非常规异性恋的文化读解的耐人寻味的典型的“酷儿”电影文本。 　　影片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民国年间,在庭院深深的“明德府”内,江阳县知事吕敬仁的大儿子吕道景嗜好收藏把玩银饰,常在夜深人静时在书房中偷偷地“对镜贴花黄”并换上女性装束,把自己打扮成妖娆的女性。他喜欢他家的短工“铁团哥”,但后者对他却是惟恐避之不及。而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的吕道景之妻碧兰作为江阳城的花魁从16岁进明德府到23岁一直生活在性压抑之中。碍于明德府大少奶奶的身份,她曾试图以自杀来泯灭源于生命的对性的渴求以及异性抚慰的欲望,但最终难以抑制人性之本能欲望的汪洋恣肆,与常为她做银饰的“富恒银饰”铺的小银匠少恒媾合,希望他能真正拯救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妻子的红杏出墙被吕道景发现后,他并没有阻止其越轨行为,而是让碧兰不时地给他提供银饰以作交换。但老谋深算的吕敬仁发现儿媳和小银匠的“奸情”后却恼羞成怒,命人下药毒死了小银匠并嫁祸于儿媳。小银匠的父亲为给儿子报仇,用银项圈杀死了当时已怀上了小银匠的孩子的碧兰,自己随之也服毒自杀。而为了避免家族蒙羞,堂堂“明德”府却以碧兰小产流血过多而死掩盖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影片最后,在“新冢落英”的凄艳图景中,知晓整个事件真相的吕道景披挂上他珍藏的所有银饰一身女装殉于碧兰的墓旁,并留下一纸遗书:“我是吕道景,不做明德府的人。”吕道景最终以易装这种舒展他的人性欲望的快乐渠道和抗争手段与象征扼杀人性的传统礼教秩序的他的家――明德府彻底决裂。他终于克服了自我障碍以及社会、家长的压力,勇敢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偷情的、知情的都死了,留下一座明德府,一切照旧。 　　吕道景是一个典型的有着男儿身但却有着女儿心的易装同性恋者。当他的父亲发现了他的秘密后问他“为什么偏要戴银饰装女人”时,他回答道:“因为戴着银饰,看见自己,心里舒坦……心里好受、安逸”。而社会学研究也证实,很多男同性恋者从心理上就认同自己是个女人,也乐于把自己打扮成女性形象并嗜好成癖,并能在审视自己的女性装扮中获得愉悦快感。易装行为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是一部分同性恋者(有易装癖的人不一定是同性恋,而同性恋者不一定有易装癖)以服饰符号表达其社会性别身份认同的方式,是对其性心理或者性别自我认同的一种满足。因为违背服饰的传统性别规范的易装行为可以削弱自己的性征以消解性取向的矛盾,或者说表现为性别的转换和超越以获得逾越性别界限的快感。此时他(她)突破和超越了社会意识的压抑,在充满束缚的空间感和社会氛围中,他(她)从中获得了与传统世俗对立的抗争快感。即“使用易装来跨过性别的分割是含有‘狂欢力量’的,这种力量在狂欢跨性过程当中将激发性别、性向分割匹配的抗争和重塑”[1]。而吕敬仁作为江阳县大老爷,同时作为吕道景的父亲,可谓集政治权力与父权于一身,他所代表的父权社会的异性恋霸权话语对像吕道景这样的易装同性恋者的鉴定是“贱种”“贱人”,认为是伤风败俗的。因为以异性恋为预设的语言系统或者说强制性异性恋的权力话语体制在社会身体上铸造了各种形式的真实。女性身体、男性身体作为文化铭刻的场域成为社会性别和强制性的性欲体系运作的稳固基础。而同性恋作为一种侵犯身体疆界的实践,颠覆了异性恋的架构和社会禁忌的建制。为了吕家的所谓的“声誉”,吕敬仁在“纲常名教 道德文章”的匾额下告诫儿子切记两点:“一要学会压抑自己,世上每个活着的人都有不可告人的欲望,但是每个活着的人都要学会抑制自己。二是要学会掩饰,要学会背着人做事,让别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而正是在吕敬仁这样的异性恋中心主义者的规训下,像吕道景这样的持不同性见者只能躲在“密柜”中被压抑到无语,饱尝人性压抑的痛楚。吕道景甚至曾用焚烧的香来灼烫自己的身体以求以肉体的剧烈痛苦来换取精神上的片刻安宁。他自己也知晓自己有病,找过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