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的文化想象.docVIP

《硬汉》的文化想象 　　“硬汉”是一个褒义词，人们面对这一名词难以生出猥琐的期待与想象。“硬汉”应该是个外来词。中国本土对于那些信念坚定、意志顽强、疾恶如仇、积极乐观的人通常称之为侠客。但无论硬汉还是侠客都是一种文化想象的产物。 　　最著名的硬汉应该是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他的名言“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与其说《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是在与大鱼搏斗毋宁说他是在同命运抗争。海明威借桑提亚哥这个形象面对磨难与死亡所表现出的从容镇定，显示出了自己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不畏艰难和挫折，在诽谤攻击中勇敢探索前进的决心。但海明威最终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性命，却是因为担心被疾病和创作力枯竭所打败，只好先将自己毁灭了。硬汉的创造者难以成为硬汉，这是因为硬汉所要具备的素质并非普通人所能具备，这类形象只能是作家某种理想化的想象，硬汉是勇敢和正义的化身，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形象表现出的是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时就对英雄产生的敬仰和渴望。 　　无独有偶，中国文人也有类似的想象。在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也有一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无私与利他精神绝对化的形象。这些人通常身怀绝技，严格遵守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极力颂扬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标榜“替天行道”，济困扶弱。中国人将其称之为侠义之士。电影《硬汉》中的老三，更贴近这样的文化传统。 　　老三是一个在部队服役期间因为救人受伤而提前退役的战士，虽然退伍了，但他依然恪守着“我是人民的战士，我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原则。面对一切看似不平的现象，他都毫不犹豫地以“打”的方式去解决。 　　老三的出场让人眼前一亮，在跳跃的追击画面中，陡然伸出一支红缨枪，持枪人干净利落地制服抢劫者之后，一字一句地念出自己的台词：“记住了，我是老三，是好人。你是坏人，所以打你。”接下来，老三用平稳而简洁的语调向观众讲述了一个个关于“好人打坏人”的故事。 　　“好人打坏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条公理。不需要求证也不需要解释。但在如今的法制社会，打人毕竟是一件违法的事。导演在片中不露声色地让警官对老三进行了劝诫，却无法阻挡老三继续打人，老三说：“我改不了。” 　　老三对坏人见一次打一次并非由于生性好斗，而是因为刚刚退伍回乡时，看到有人在给生猪灌水，老三打了这些非法商贩后不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得到了奖励。这使得老三坚定了自己“打坏人”的决心，把所有违反社会规则的人都视作坏人，并勇敢地与之搏斗。在九十分钟的时间里，观众目睹了老三打小偷、打骗子、打不遵守规则随意吸烟的人，打警察、打盗贼……“打”是老三解决问题的法宝。整部片子按照老三自己的统计，一共打了十八次架，其战绩除了一次是平，其余的都胜出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只会打架的蛮汉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故事，这部片子恐怕会被当做一场时尚的搞笑的无厘头闹剧。但老三每一次出手都有一个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正当理由。没有一次打架是因为自己。最根本的理由是他牢记自己作为一个军人，应该“随时随地保卫人民，为人民服务”，“即使不穿军装了，我也是保护人民的战士”。老三遵从的行动准则是人民子弟兵的最高行为规范，他时刻提醒自己“一个战士，到底是什么令他变得伟大?是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使一个平凡的人经过千锤百炼成为一个真正的无所畏惧的战士”。 　　老三生活在我们身边，生活在这个经济增长迅速而价值观念混乱的当下。老三活动的背景中：有道貌岸然偷盗文物的大盗，有屡教不改教小孩做小偷的小团伙；有蛮横霸道卖假票的票贩子；有装模作样联手碰瓷的诈骗者，有撞人之后企图逃逸的汽车司机；有在公共汽车上肆无忌惮和情人打电话的偷情者；有被骗后不愿作证的受害人；有动口不动手的看客；有英勇牺牲的烈士；有挺身而出的战士，有见义勇为的司机；有顽强战斗的警察……老三的宋朝武术中用不中看，他以此教训一切背离道德规范的行为，只要这个世间有不平，老三就时刻准备着。但他的力量又是如此有限，他的行为只能提醒人们这个世界还有公平和正义，却无力从根本改变社会的种种不公和陋习。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曾强调：“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在历代的侠客故事中，“利他”是侠客的行动原则。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替天行道，忘我地扶危济困。在帮派内，纪律严明，遵从严密的等级制度。对侠客道德的规范其实是一种理想的非常人所及的超道德。这是因为中国民间侠客文化的传统，是在几千年统治阶层的强权与下层民众的弱小形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产生的。民众对侠客的期待，实际上代表了个体的人的软弱。希望获得一种保护的力量。 　　老三正是符合这样规范的一个形象。当他大喊“有一种力量是专为消灭邪恶而存在，那就是――我”的时候，观众头脑中便会出现中国式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是和戴着面具的佐罗、披着斗篷的罗宾汉相重叠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