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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艰难的复产之路 　　1911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拐点。在这个拐点上，布满了很多历史人物，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盛宣怀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年，盛宣怀做了“皇族内阁”中四名汉臣之一的邮传大臣，但旋即因实施干路国有化政策，引发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而被清廷“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此后，盛宣怀先是逃到青岛，后北上大连，逃亡日本。逃亡期间江苏都督府先是查封了他在苏州的家产，后又查封了他在江苏省内的所有财产。上海都督府也“拟以盛宣怀之地产抵押借款”，“以充军需”。 　　此时，孙中山身在美国急于回国，却为筹款一事而苦恼。正如他自己所言：“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在归国途中，孙中山向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表示，希望他帮助从三井物产借款一二千万日元。12月29日，独立各省代表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当选的当天，孙中山正式向三井物产提出了借款请求。日方则表示“如果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能够华日合办，三井方面可以拿出500万来”，孙中山表示同意。 　　其实早在孙中山归国前，黄兴等革命党人为保障武器、弹药和日常经费所需，已经与三井物产、大仓洋行保持交涉，商讨抵押借款的可能性，并派代表何天迥赴日活动。因此，孙中山接受三井方面中日合?k汉冶萍条件，应是双方此前广泛接触的结果。 　　双方就借款一事达成一致后，由谁出面代表中方办理此事成了问题。这时，临时政府想到了逃亡到日本的盛宣怀。一方面，盛宣怀是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另一方面，在此之前，汉冶萍公司已多次向日本借款，并达成了中日合资在上海浦东建立新铁厂的意向，日本方面也愿意接受盛宣怀。 　　盛宣怀当时正为如何保全家产而发愁，面对找上门来的临时政府，虽心有忧虑，还是满口应允，只希望临时政府能够明示是“由政府与日合办”还是“由公司与日商合办”，并顺势提出复产要求，希望临时政府“将（汉冶萍）公司产业及盛私产已充公者一律发还”。南京临时政府找盛宣怀就是担心“政府与日合办”会引发众议，因而回应道：“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政府接认，亦嫌非妥当办法，不若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担保”。也同时表示：“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若回华，可任保护。” 　　盛宣怀知道，自己承担合办之责无异于引火烧身，在后来的会谈中，竭力撇开合办一事，专议借款。为促盛全力担当，1912年1月21日，临时政府赴日借款代表何天迥致函盛宣怀：“所有后事，新政府能一力保护，断勿迟疑可也”。22日，黄兴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表示：“承允助力民国，由汉冶萍公司担借日金500万元，归民国政府借用。见义勇为，毋任钦佩。兹特请三井洋行与尊处接洽，商订条约，即日签押交银，公私两益，是所切盼”。 　　黄兴的态度令盛宣怀甚是紧张，虽有复产的诱惑，可独自承担责任，他倍感压力。24日盛宣怀给黄兴发电报，希望政府明示是否同意合办：“贵电无‘合办’字样。合办虽系旧矿律所准，然以法律论，必应政府核准，方敢遵行。究竟民国政府主意如何？日代表在此专候，请速核夺电示。” 　　鉴于盛宣怀的迟疑，临时政府于1月25日和三井物产议订了关于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案（亦称南京草约）。根据其日文抄件，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内容可概述为：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公司资本为3000万日元，各出一半，权利相同。将汉冶萍公司此前已借的1000万日元充为日股，日方再借入500万即可；日方借入的500万，由公司借给民国政府，一部分以现金支付，一部分用于向三井购买军火。为及时拿到借款，在草约所附的“中华民国政府之认证”中还表示：“中华民国政府承认在（汉冶萍公司）股东大会开会前，公司先以大冶铁山为抵押，借入200万乃至300万日元，作为该合同草案所订之公司借与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承认采取适当措施，与汉冶萍公司事业经营所在地之湖北、湖南和江西各省官宪交涉，不得因其他地方事故，而妨碍公司业务”。此外，临时政府与三井物产亦订立了“权利合同”并附有“认证”，内中表示：“中华民国政府同意将来对中国之矿山、铁路、电气及其他事业让与外国人时，如条件相同，则先让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上述合同草案及认证书抄件，均无日期，更无孙中山、黄兴二人的签署字样。 　　南京草约议订后，三井物产理事山本条太郎致电孙中山，要求南京临时政府向盛宣怀施压：“如本月底各项条件未能为盛所接受，谈判即作破裂论，贵政府即可对汉冶萍及盛氏产业采取必要步骤。请阁下将此点电盛。”孙中山当日复电：“已遵来示各点电盛”。 　　26日，盛宣怀接到了黄兴措辞更为强硬的函电：“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