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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如何形成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风格、独特的文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时特别指出，“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去表达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这就指明了树立良好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这一方面，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格外关注和深入探讨。 　　一、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谈得上中国化 　　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河的，当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论述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都特别强调文风问题的重要性。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把整顿文风作为整风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即作为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风格的一个主要内容。毛泽东提出反对“党八股”时，特别提到了八股文中“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的特征。他在讲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问题时，深刻阐述了“化”的内涵和如何“化”的途径。他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1页） 　　这就告诉我们，中国化首要的问题是大众化，只有让中国的大众认可、认同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只是“小众化”的东西，是应该被抛弃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抛弃“党八股”，取而代之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风。正如毛泽东所说：“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踊钇眯孪视辛Φ穆砜怂剂心?主义的文风。”（同上书，第840页） 　　毛泽东在谈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联系在一起的。早在抗战初期的延安，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的重大历史任务，认为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在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历史任务时，还指出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即“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他要求“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 　　在谈到文风问题时，毛泽东常常提到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常常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例子，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为标杆，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向这些标杆看齐。翻开毛泽东的诸多著述可以看到，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只要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文风，他总要提醒大家去看看马克思、列宁“怎样做宣传”、鲁迅“怎样写文章”，等等，号召全党向他们学习。同时，毛泽东也特别强调，不能固守这些经典作家不前进，还要超越他们。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四次讲话，多次讲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提出既要学习马克思，又要“破马克思”，即根据中国实际超越马克思；既要学列宁，又要“敢于标新立异”。 　　这就是说，对待马克思、列宁这样的经典作家，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创新；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毛泽东认为，我们在理论上不能没有自信，不能在马克思理论面前“怕马克思”，也不能假想“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他坚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超越马克思，他说：“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毛泽东还以十月革命为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一方面承接继承的责任，另一方面更要承接发展的任务，不能陷入教条主义和自我封闭。他认为，列宁就超越了马克思，中国共产党人也超越了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