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四年后至三十五年的二十一年间除二十四年户增不过3万.doc

表10-11-15可见，洪武十四年后至三十五年的二十一年间，除二十四年户增不过3万，二十六年口增不过67万外，其他各年数宇非但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洪武末则户减2.7万，口减357万余。对此，《大明会典》指出：“国初核实天下户口，具有定籍，令民各务所业。其后休养既久，生齿渐繁。户籍分合及流移附属并脱漏不报者多，其数乃减于旧”。洪武二十三年户部奏重造黄册时，政府只要求“比照十四年原造黄册，如丁口有增减者即为收除，田地有买卖者，即令过割，务在不亏原额”。户口统计数，不但没有增长，反略有减少。大量人口的隐漏入籍，使政府版籍所载人口数字已不能反映洪武年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齿日繁的基本形势。 2.永乐元年官方户口统计的最高数字 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的户口数字，降至洪武年间的最低点以后，第二年，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陡增至户11，415，829，口66，598，337。户与口的年增长率，分别为74.3‰及182.9‰，达到明代户口统计数的最高点。 这一户口的突然激增，显然不可能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主要自洪武三十二年（1399年）燕王朱棣靖难起兵，“河北数千里几无孑遗”，“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人口因死于战火或转徙流离而急遽减少。再加上建文帝以南京为中心的政权，对朱棣势力范围控制下的地区，也无法进行人口统计，使洪武三十五年的户口统计数字大大降低。永乐元年，在重订户籍黄册时，原因战争而流亡在外的人口又重返原籍，因而户口有了突然增加。 3.永乐二年以后户口的下降与徘徊不前 永乐二年，官方统计的户口数字即降至户9，685，020口50，950，470，户与口分别降至永乐元年的84.8％及76.5％。此后，有明一代，户口统计始终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见表10-11-16。 永乐二年至明末，户口发展的总趋势是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但其间也经历过几次小的波动： （1）永乐至天顺间户口发展的停滞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政权后，对外五次亲征漠北，七下西洋，耗费不赀；对内进行削藩，残酷镇压政敌，大兴土木，营建皇阙，元气大伤。永乐七年（1409年），征服安南，收为行省，增户310余万。倘按每户五口计，当增1，550余万口。然而永乐八年（1410年）的统计，只有960万余户，5，179万余口，反较永乐元 年户减181万，口减1，480万。说明这一时期，户口损耗是相当严重的。 永乐以后，经仁、宣到正统初年，一直处于承平时代，人口自然增长率本应有所增加，丘浚即认为：“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几于倍蓰”，但官方的户口统计却长期徘徊在900余万户，5，000余万口的水平上。 仁、宣两朝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但仁、宣所追求的只是作一个“守成令主”，已失去建国之初勤政不怠的传统，时“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洪永年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这时“皆核入赋额”，使人民不胜负担，开始形成流民问题。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宣德五年（1430年），河南开封等府逃民达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户；同年六月，迁开平卫于独石，“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 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政治日趋腐败，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更肆意兼并土地，对人民的剥削也越来越重，流民问题越发不可收拾。于谦调查山东、山西、直隶、准安等处逃向河南趁食的饥民就有二十万户。政府在籍人口大为减少。 《明史》称：“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降至940万户的明朝前期的最低点。 （2）弘治中兴与户口的上升 明孝宗朱祐堂史称“中兴之令主”，政治比较清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下令：“抚按官严督所属，清查地方流民，久住成家，不愿回还者，就令附籍，优免粮差三年”。并“敕（何）鉴往河南、湖广、陕西阅实户口，得二十三万五千有奇，口七十三万九千有奇”，打破永乐以来，长期停留在九百余万户的局面，增至一千万户以上。但弘治时期的政治改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劳动人民生活仍不能摆脱极端困苦的处境，户口虽较前有所增加，幅度不大。 （3）正德年间的中衰 以“好逸乐”而闻名的明武宗统治极端腐朽。太监刘瑾当权，专恣骄横，先后发生朱寘鐇及朱宸濠之乱。广大人民因不堪忍受政府的苛重剥削，起而反抗，四川、河北、江西等省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降到只有户? 9，151，173，口46，802，050的最低点，户与口分别为永乐元年的80.17％及70.28％。 （4）嘉靖、隆庆至万历初户口再度上升 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