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可可西里》中的一场女性缺席谈话文化解读.docVIP

对《可可西里》中的一场女性缺席谈话文化解读 　　[摘要]《可可西里》是难得一见充满男子汉情怀的作品，作为影片叙述事件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记者”的“女友”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缺席女性形象。“女友”在影片中的缺席，在某种意义上是女性主体性地位缺失的一种暗示，女性需要在男性的叙述中存在。 　　[关键词]叙述期待；女性想像；知识型 　　[作者简介]刘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级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贺闱，宿州学院中文系教师，在读硕士。 　　 　　陆川先生的《可可西里》，无疑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作品。影片以近乎纪实的手法，叙述了荒凉的可可西里保护区中，发生在为保护日益减少的藏羚羊而成立的巡山队与手段极其残忍、多样的盗猎者之间所展开的一场暴力、血腥的角逐。陆川先生以简洁而有力的视觉语言，展现了巡山者生存处境的尴尬与恶劣。影片的整体风格是阳刚的，尤其是影片结尾处，出人意料的一声枪响，更是直透人心。从其成名之作《寻枪》到今天的《可可西里》，陆川保持了他一贯的电影风格：阳刚、简洁。正如赵汀阳先生所说，这是难得一见充满男子汉情怀的作品，因此女主角的缺席是可以接受的。但女主角的缺席并不影响在这部男人的作品中出现女性。影片中的女性分为直接出场的和缺席而被叙述的两类，虽然她们大多只是男性世界的配角。在被叙述的女性中，作为影片叙述事件参与者和目击者的“记者”的“女友”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缺席女性形象。记者的女友在这部“真实”的、男人的电影中，没有出场，而只是在记者与巡山队员在即将进入雪山之前的一次聊天中被偶然提及。但，这次偶然的提及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女性当下的生存真实。 　　这次对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巡山队的队长日泰问随队采访的记者说，你有女朋友吗?记者说，有，但在来这前分手了。队长说，好女孩多的是。对话不过如此的寥寥数语，甚至可以猜想，日泰不过是为了打发进山前的紧张和记者与队员间的沉默，而有意寻找话题。在看似家常的对话中，记者重复了前人无数次重复，也必将为当下和后世无数人继续重复的老调。但，在无意的重复中，却有一丝令人不安的成分：问题的回答者想说什么，或者他期望问题的提出者从他的回答中理解到什么?也许，正是因为，对于此类回答近乎麻木的平常感掩盖了，不同身份但却给出类似回答的言说者，有意或无意的言说企图。记者的回答，是可以分析的。“我有女朋友，但来这前分手了。”也许，记者，说的不错，他真的曾经有过一位女友，也恰好在来可可西里之前分手了。从这个角度看，记者不过是讲述了一个中性的事实。但，果真如此吗?日泰说，好女孩多的是。从这里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记者的女友不是这群男人眼中的好女孩。为什么不是呢?仅仅是因为，和记者的分手吗?当然不是。那为何，“女友”不再是好女孩呢?答案同样简单，在来之前和记者分手是这位女孩不再是好女孩的主要原因。因为，在记者来可可西里之前，盗猎者枪杀巡山队员的事件已经引起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记者在此时接受报社的派遣来到可可西里(或者记者的成行，是记者主动请求的结果)当然是危险的。女孩在这个时间内提出分手，留给巡山队员和影片的欣赏者的印象无疑是自私而软弱的，自私的女孩，在这群阳刚有而理想的男人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也就是，记者在叙述“分手”事件时，所期待的理解效果。但，也许，记者刻意隐瞒了某些事实，比如：他根本没有女友；他和女孩早已分手，但是时间上都是来之前等等。在多样的可能中，记者通过自己对“分手”事件的言说，却直接导向了对话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的认定：记者并不是这场不完美爱情的失败者，或者说他不是应该得到怜悯的对象，事业的危险与理想成就了作为参与者的记者的正义与高尚，相反，那位在记者的口中自觉与理想绝缘的姑娘是位应该得到唾骂和挽救的失足者。记者的心态，对于对话者和旁观者来说，是熟悉的。作为叙述者的记者，制造了隐含阅读期待的文本，阅读者的立场和眼光促成了期待的实现。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游戏，只有在使用中可能获得意义。被陆川赋予言说权力的记者无疑是这场游戏的主导者，但作为当事人的“女友”的缺席，使本该两人间的双声道对话为记者的独白所代替。这不是一个理想的言语环境。“但是，是否参与者都得到同样的说话机会，理想的言语环境即可达成呢?在日本导演黑泽明的力作《罗生门》中，作为事件参与者和旁观者的武士、大盗、武士的妻子、农人，无一例外都得到了言说的机会，但发生在武士、大盗、和武士妻子三人之间的一场凶杀在不同的叙述者口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其相同之处，却是出人意料的一致，叙述者总是试图掩盖某些对案件中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并夸大自己在事件中所受到的伤害，以赢取同情。本来，作为事件旁观者的农人，似乎应该能够道出事件的真相，但农人偷藏了作为案件物证的一把价值昂贵的匕首。农人同样为自己作了对自己有利的叙述。看来，哈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