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云瑚撤资“昆仑”的历史考察.docVIP

关于夏云瑚撤资“昆仑”的历史考察 　　摘要:本文通过对于昆仑影业公司主要投资人之一的夏云瑚1947～1948年间撤资的事件进行考察,并对撤资前后的历史事实进行客观描述,试图以此为例来显示战后民族资本在电影产业链条中流动的轨迹,并基于战后电影发展的文化政治分析这一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昆仑营业公司;夏云瑚;撤资 　　中图分类号:J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09-0048-02 　　 　　一、夏云瑚撤资“昆仑”的背景及原因 　　 　　在中国早期民营电影公司的发展历史中,一个民营公司的建立大体需要具备三个方面的因素:资金、人才以及一定的政治或社会关系背景。因此在中国民营电影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中,既可以筹措到资金,保证电影生产链条的通畅,又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资源或政治背景的人往往成为这个公司中具有主导性的关键人物。 　　昆仑影业公司成立于战后的1947年,在政局动荡、民族经济艰难发展的时代中,公司的主要投资人之一夏云瑚,具有丰富的电影从业经验,在社会上也交游广泛,拥有大量的社会关系资源,是昆仑的关键性人物。与其他的投资人相比,夏云瑚的投资有着更为理性的商业眼光和准确的市场预期,这与他自1929年就进入电影发行业从事了将近20年的电影商业实践不无关系。 　　1947年6月,在昆仑影业公司拍摄完成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夏云瑚开始萌生退意。1948年,他将资金撤出昆仑影业公司,将商业重心转移到电影发行领域,并且将大陆地区的业务逐渐拓展到香港、南洋和美国等地。第一,为什么夏云瑚有着丰富的业内经验而放弃投资昆仑呢?第二,为什么他要出国从事发行业务呢? 　　首先,这与夏云瑚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关系。上面提到,早在1929年他就进入电影界从事发行业务。在他刚踏进电影行业的几年间,“上海的大小影戏院有四五十家,观客每日平均约有三万五千人,上中下三等人物的平均座价约值洋三角,每人平均的车费及各种消耗只二角,三万五千人的总消费每日计有一十七万角,值洋一万七千元(这是最低限度的计算),每月总计需洋五十一万元,每年总计需洋六百一十二万元。”[1]电影的发行、放映以及附加的商业盈利由此可见一斑。深知这一点的夏云瑚在28岁的时候便将成都与重庆两地所有电影院组织起来联营,[2]在重庆组建上江影片公司。期间,他往来于川、沪之间,相比电影制片业,对电影发行、放映行业自然是非常熟悉的了。 　　战后,他投资制片业后发现这一领域成本高、资金回收慢,而且伴有较大的风险。是否是出于风险的考虑而使夏云瑚放弃继续投资昆仑的呢?并非如此简单。夏云瑚在商业上一直是颇具胆识的实业家。 　　1937年,他首次将抗战话剧引入四川境内,此前那里极少有话剧演出,并掀起了一股抗战戏剧的热潮,并且力排众议地建立了国泰大戏院。[3]战时的商业实践充分显示出夏云瑚将对政治时局态势的判断融入到电影发行与职业演剧的经营思想中,并且获得了商业与文化的双赢效果。在对政治时局和经济形势的准确把握中作出商业判断是夏云瑚持续获利并规避风险的一条重要经验。 　　1947年,国共两党军事对立,国内政治形势激荡、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他意识到此时大陆的制片业完全没有放映发行业景气。不过,此时国内的发行、放映业由于通货膨胀、政策制约等因素也处于惨淡经营的窘迫之境。 　　1946年,上海电影观众总人数为1954万人,日均5.35万人,1948年为3897万人,日均10.68万人;电影院上座率1946年约为31%,1948年约为61%。[4]根据统计所显示的数据所看,夏云瑚1947年决定从制片业撤资转而从事发行,说明他看好发行业的行情,情况也正如他所料:从1946年到1948年,无论是观众人数还是影院上座率都是持上升水平的。而且这个数据与30年代中国上海电影观众人数年均为936万人,日均约为2.56万人,上座率平均为20%左右相比[4],战后上海的电影发行放映业的市场在逐步扩大也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实。 　　另外一方面,国内发行放映市场围绕着票价这一核心问题面临着诸多困境。1945年以来,国民政府为保证利用电影对民众实施教育,在加强电影检查力度的同时,严格控制票价。影院业同业会由于通货膨胀影响而多次申请票价上调:“电影院商业同业会公告,以本市各电影院所售座价,自九月六日以来,迄今未有改动,最近物价波动厉害,乃经会员表决,自本月十五日起将现行座价涨幅百分之二百,昨特呈文社会局,涨价所持之理由分列五点:一职工薪水生活困难;二、广告费已涨价一倍;三、外汇上涨;四、印刷费增加;五、不准影院擅自涨价”。[5]但是,“市参议会之决断故票价暂不变动”而且“市参议会决定将税率减低则降低收百分之五,凭票根退还观众……”,[6]直到1947年7月,“宣传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