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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的选择 　　［摘 要］ 作为第82届奥斯卡的最大赢家，《拆弹部队》被评为最佳影片，这是好莱坞的选择，也是美国主流社会的选择。本文运用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即“他者”的身份认同、再现/被再现理论，并结合影片反映的2008年美国社会现实，系统地分析《拆弹部队》表层思想和其之外的留白思想，从而揭示这一影片所意欲传达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即个人英雄主义；伊斯兰世界的失语与美国的任意表述权；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正义性。 　　［关键词］ ??《拆弹部队》；后殖民理论；意识形态 　　 　　《拆弹部队》这部制作成本仅为1 500万美金的影片，在第8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完胜横扫全球票房的《阿凡达》，最终抱得最佳影片奖小金人。有人曾说，奥斯卡一向关注影片的“思想价值”，尤其是最佳影片奖更为关注影片与美国主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①由此看来，当《拆弹部队》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阿凡达》所代表的新技术较量时，奥斯卡将天平的一端倾向于前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拆弹部队》讲述了一组美国拆弹专家被派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执行拆弹任务的故事。在那里，拆弹专家每天都面临新的任务，任何一个伊斯兰人或偶发的一件事都可能是掩饰炸弹的帮凶。拆弹专家每天都与敌人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一不小心，就会丧命。 　　后殖民主义理论出现于19世纪后半叶，随着萨义德《东方学》1978年的出版而标致成熟。后殖民理论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②试图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 　　萨义德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在《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报道伊斯兰》等著作中，提出并发展了一套后殖民理论。其中，“他者”的身份认同，再现/被再现的观点为深入理解《拆弹部队》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我们能够对影片进行深层解码，一窥全貌。 　　“他者”的身份认同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说道，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身份认同，“在欧洲人与其他人的交流中，有一个‘我们’与‘他们’，两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且不言自明。”③“我们”与“他们”最早源于希腊时期关于野蛮人的划分，如今，这对概念却成了横跨在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鸿沟。电影《拆弹部队》中，“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十分明显，“我们”代表美国的拆弹专家，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每天与炸弹打交道；“他们”是一个个头戴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将孩子做成人肉炸弹的恐怖极端分子，随时都有可能引爆炸弹的商人，对美军充满敌意的年轻出租车司机。两者没有对话，鲜有交集，始终难以调和，因为“我们”对“他们”始终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这种不平等关系则要追溯至“他者”概念的源流。 　　“他者”存在于两组关系中，即同者/他者，主体/他者。“他者”体现出三种不同属性，一是差异性，这是“他者”在印欧语系中的基本意义；二是建构性，即他者对主体的建构乃至掌控；三是从属性或次要性，指在一定的等级关系中，相对于高一级事物而言，低一级事物往往被认为是“他者”。④当美国人遭遇伊斯兰人之后，顺理成章地将其当做“他者”，用自己的话语方式定义“他者”。《拆弹部队》没有详细交代任何一个“他者”的身份，没有讲述任何一个“他者”的故事，就连着墨最多的小男孩贝克汉姆也只是一个轮廓。关于他，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人公为其解除人肉炸弹的场景，虽然画面过于真实，让人看着难免不忍和恶心，但是直到影片最后，都无法确认那个男孩究竟是不是贝克汉姆，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缺乏真实的自我叙述能力。其实被制成人肉炸弹的小男孩究竟是不是贝克汉姆已经不再重要，因为在美国人眼中，中东男孩几乎都一个样貌，黑皮肤、大眼睛、浓睫毛，影片只不过想通过人肉炸弹这残忍的一幕表现恐怖分子的丧心病狂。 　　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他者”，虽然几乎没有反抗能力，但是他们并非逆来顺受。萨义德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他者”的反抗，但霍米#8226;巴巴认为殖民地人民并非是完全被动的“他者”，他们具有反抗的愿望和力量，“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族人是一种积极的力量。”⑤虽然由于东西方存在巨大的悬殊，反抗有时无力，但仍不失为一种努力。正如电影中，一位伊斯兰男性将汽车开入美军禁区，他面无表情，面对美军的怒喊、枪支威胁，他仍旧试图做最后的反抗，虽然失败了，但这表明伊拉克人民并非对美军的“友好”表示欢迎。 　　在与“他者”的对立中，美国“主体”每时每刻都体现着英雄情怀。为了国家，所有士兵都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巴格达；为了和平，拆弹专家将生命置之度外；为了调查一个曾经同自己说过话的小男孩的下落，“我”不惜冒着被巴格达恐怖分子枪杀的危险跑到市民家中调查；为了国家需要，“我”再次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