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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诚勿扰》热播的冷思考 　　摘要:本文以批判的视角分析了热播的电视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提出了此类节目媒体社会责任缺失的四大问题,并对解决问题和重塑媒体社会责任的途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媒体社会责任;电视相亲;婚恋交友;非诚勿扰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066-02 　　 　　一、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类节目 　　 　　《非诚勿扰》是江苏卫视推出的电视相亲类真人秀节目,自推出以来,因其新颖的节目形式、众多的热点话题、犀利辛辣的语言和漂亮的女嘉宾迅速成为了2010年电视荧屏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节目收视率节节攀升,创下了4.5%的收视记录,更连续3周成为全国卫视综艺节目冠军。 　　在广告暴利的刺激下,各地省级卫视争相模仿,纷纷推出相亲节目。一时间,荧屏遍布“剩男剩女”,“拜金女”“富二代”等相亲话题人物轮番登场。6月中旬,国家广电总局作出反应,整治电视婚恋情感类节目低俗丑陋之风。《人民日报》、新华社率先发文,批评电视相亲低俗化,央视《焦点访谈》《新闻1+1》栏目更以专题的形式,对包括《非诚勿扰》在内的诸多相亲栏目进行了点名批评。6月底《非诚勿扰》应要求整改,改版后转型走温情路线,请来南京大学社会系社会心理学博士坐镇,风格由出位、泼辣转变为温暖、感人。改版后节目收视率明显下跌,但经历了几周的低迷后逐渐反弹。 　　《非诚勿扰》这档节目以为观众服务为初衷,给需要交友的观众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如以收视率论成败,那么飚高的收视率向人们展示着它的“成功”。虽然经历了整改,但从年初至今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着实令人担忧。如何直面这些问题,如何在节目高收视的行进中,监视并完善脚下的根基,也许对《非诚勿扰》真正成为有责任有担当的电视相亲真人秀类节目领军人不无裨益。 　　 　　二、思考之一:呈现众生百态or以个别极具争议的婚恋观吸引眼球 　　 　　《非诚勿扰》节目参与者的配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代表性体现在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外形、性格上,作为婚恋交友类节目价值观、婚恋观也是其选择的重要出发点。也正是不同价值观、婚恋观的呈现,使《非诚勿扰》饱受争议,将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节目中先后出现了宝马女马诺、豪宅女朱真芳[1],她们在节目中的以出位、雷人的语言赤裸裸的展现自己拜金的价值观和豪车豪宅的择偶标准。虽然马诺最终牵手成功离开节目、朱真芳不堪网友的辱骂退出节目,改版后节目转型为以温情动人,但还是有网友将节目戏称为“非钱勿扰”。 　　根据H#8226;拉斯韦尔的观点,大众媒体具有环境监视的社会功能,它帮助人们了解、把握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对社会起着一种“?t望哨”的作用。在《焦点访谈》节目对观众的随机采访中,绝大多数观众认为自己身边朋友的婚恋观比较“正常”,并不像节目中所呈现的那样拜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拜金的婚恋价值观虽然真实存在着,但一定不代表社会主流的婚恋价值观。节目片面地将这些个别极具争议的婚恋观放大,虽然引起人们的批判和讨论,也影响了人们对社会主流婚恋观的判断。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认为,被媒体作为信息传递的“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等,最初并不见得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演化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事实。[2]因此,节目中所呈现的拜金主义婚恋观,很有可能引起社会主流婚恋观的低俗化。 　　 　　三、思考之二:只提供邂逅不包办婚姻vs牵手后成功率低 　　 　　在《非诚勿扰》节目的游戏规则中,女嘉宾通过“爱之初体验”、“爱之再判断”、“爱之终决选”三关来了解一位男嘉宾,三关之后如场上仍有许多女嘉宾亮灯,则权力逆转,进入“男生权力”。男女嘉宾在节目中第一次见面,均根据个人的主观判断做出选择,而这种主观判断具有不可预知性和偶然性,使节目充满悬念和期待。这种快速的配对,对于男女嘉宾来说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基于这种情况,将他们的牵手成功称为“邂逅”(正如主持人在节目中说该节目“只提供邂逅不包办婚姻”)是再合适不过的。 　　8月30日,《东莞时报》专版刊登文章《东莞首个男嘉宾》,被采访男嘉宾称“台上牵手成功的95%以上没后续”、“在节目里找到的女朋友不太现实”、“牵手成功了,交换了手机号码就各自散了”。与女嘉宾马诺牵手成功的男嘉宾,称下节目后两人联系不多,“感觉我俩现在更像朋友”。女嘉宾马伊咪在与男嘉宾牵手成功之后两个月便分手。由此,我们不由得追究起这档婚恋交友节目存在的意义来。节目初衷是为适婚男女提供相亲服务,虽然节目强调“只提供邂逅,不包办婚姻”,然而这档相亲节目如此之高的收视率与如此之低的成功率的比对之下,不禁让人思考究竟是提供婚恋交友的平台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