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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及其改编的理性向度和价值追求 　　[摘要]红色经典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有着其独特的理性向度和价值追求，这决定着红色经典在产生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理性向度和价值追求。在对其进行改编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特点，以避免产生价值混乱等问题。把握红色经典精神价值的前提下，作品的改编应结合新的时代语境予以扬弃创新，以合适的形式更好地展示其艺术魅力，使其能更好地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 　　[关键词]红色经典；改编；理性。价值 　　 　　近几年红色经典改编形成了一股热潮，但同时不少改编受到观众质疑。红色经典改编备受关注不是偶然的，因为红色经典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有着其独特的理性向度和价值追求。部分改编不被观众认可的原因较复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红色经典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内涵，以致红色影视作品在改编之时就出现了价值判断上的偏颇。对红色经典进行改编其实是个再创作的问题，由于不少改编者一开始就没有很好领会其精神内涵，定位不准，并且在消费化语境与大众文化中随波逐流，遭受观众指责也就在所难免。 　　 　　一、红色经典改编的语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对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反拨，文艺出现消解中心、躲避崇高、回归语言本身、鼓吹非理性、积极实践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现象。不可否认，高度意识形态化曾造成文艺出现长期单调的繁荣局面，产生不少缺陷，也招致后来的各种批评。但是近年在大众消费文化浪潮的裹挟之下，文艺在淡化政治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人文品质的不断下滑与失落；红色影视改编作品也呈现出理性精神的贬抑和消解。在波澜壮阔气贯长虹的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文艺留给人们的却只是生活的苍白无聊和人性的丑陋扭曲。面对近些年的文艺现状，反思和审视旧的文化传统和新的文化思潮，重构文学与影视的人文特质，这里主要指一种新的理性精神，显得十分必要。 　　在走向全球化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物质欲望迅速扩张膨胀，而精神品格却不断萎缩跌落。各种实用主义、功利心态、浮躁情绪、短视游戏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竞相登场。正因为这样，随着红色经典的重新搜集出版与改编，文化界和学术界掀起了对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红色经典及红色影视的再评价。面对文坛的沉沦，“精神圣徒”张承志就曾经主张清洁精神，以笔为旗，抵抗庸俗，绝不投降。他说：“我们对一切媚俗、低下、没有灵魂、没有人格的文学的俯瞰，只是基于对大文学的渴望。”红色经典的理性精神可以说既是涤俗拔庸的良药，又是照亮精神旷野的指路明灯。重建人文精神，对文学与影视进行一种超越物质和浮华的精神建构，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二、红色经典的理性精神及其价值追求 　　 　　新的理性精神是红色经典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改编的红色影视的重要价值所在。这里说的新的理性精神，是建立在民族精神、奉献思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观念上的，不同于旧理性和非理性的一种文化立场，实质是一种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立场与价值体系。作为对极左思潮的反拨，回避政治，回避社会主义，或者面对这些无话可谈，或者只讲现代化、经济和市场，这在文学界和学术界都有所表现。文学要么失去理性的澄明，更多地宣扬非理性，走向平庸卑琐，推销物欲和本能，制造失去理想信仰的空心人或精神丑类；要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不屑一顾，一心要回到文字本身，运用词语轰炸，经营叙事策略，追求形式的新奇怪诞，但是内容空虚，一切都成为无事的悲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捧读红色经典，观赏红色影视，遥听穿越历史风雨而来的理性呐喊，无疑会给人一种超越卑俗走向崇高的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理性主义，从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崛起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逐步占据领导地位。因此，红色经典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一种强烈的现代理性精神，具有关注现实，关怀人生的品质。无产阶级文学倡导初期，蒋光慈相继创作的《短裤党》、《冲出云围的月亮》、《田野的风》等，就真实地描写了下层人民在统治阶级重压下的苦难生活，为了自主与自由进行的顽强斗争，以及精神从蒙昧不断走向觉醒的过程。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到莫斯科去》则展示人民为了理想信念以及自身的解放、社会的重造，而在水深火热的境遇中昂扬奋争的精神状态。 　　早期红色经典这种关注现实生活境况更关怀人的精神取向和价值追求的理性精神，并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被发展强化。丁玲以16省农民在水灾中生死挣扎为题材的《水》，叶紫以农村丰收成灾农民被逼奋起抗争为题材的《丰收》、《火》、《星》(已被改编为电视剧《星火》)，茅盾以都市的复杂经济斗争为题材的《子夜》等作品，描绘了城乡的破败、荒凉，不仅写出了人民群众的苦难、屈辱与牺牲，更体现出他们的挣扎、觉醒与反抗的精神历程。这些作品虽然具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