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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乾隆朝湖北宝武局铸钱利润的考察 　　清王朝鼎定中原，遂于顺治元年设立京城宝泉、宝源局铸钱。其后各省陆续大规模铸钱。从当时京局和地方各铸钱局给中央的报告来看，铸钱的主要目是为了获取铸钱利润“以佐军资”，①“开炉鼓铸，生息助饷”，②以适应战争的需要。随着满清王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完成，清政府铸钱获取利润的目的越来越小，而越来越向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商品经济发展方面转移。特别是在康熙朝，清政府对铜钱在人民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如广东道试监察御史鞠??奏道：“三代以前，民间交易，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不过粟米布帛而已。迨汉以来，方始盛用钱，夫钱本不可充饥蔽体，然权天下之物价，借以流通。此王者便民利用之大法也。近代以来，始闻用银，为其轻便而易行也。究之零星分厘秤侠琐屑，是用银不若用钱之便也。”③应当说，鞠??对铜钱在社会经济日常生活中重要作用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一观点为当时清政府所接受。所以，各地方政府在奏报铸钱的必要性时都把“便民利用”作为重要依据。然而，在进入乾隆朝以后，无论是京城宝泉、宝源局，还是各省铸钱局，都把追逐铸钱利润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湖北宝武局的做法是比较典型的。下面仅通过对乾隆朝湖北宝武局千方百计扩大铸钱利润的考察，窥见清政府铸钱的真正目的。 　　铸钱利润源于低廉的铸钱成本与清政府关于银钱比价的“定例”以及商品货币市场银钱比价之间的价格差。清朝初年，各铸钱局主要靠收买旧钱和旧铜器皿作为鼓铸原料，而当时旧钱、旧铜器皿随地可见，价格便宜，每百斤价银约在六两以内。如顺治十一年（1654）宝泉局铸钱“用过钱杂等铜二百二十万斤，内除耗铜不计价值外，各价不等，计共值银十四万二千三百六十五两。”④每百斤铜（当时各铸钱局以铜七铅三比例配铸，习惯上将所用铜铅通称为铜）值银六两五钱，铜价比较便宜。当时铸钱用铜最便宜的是云南省，顺治十六年（1659）每百斤价银二两二钱，铅每百斤价银四两七钱。云南是我国铜料主要生产基地，虽说当时铜场关闭，但废铜充裕，故价格更低。铸钱用铜价格的低廉，决定了铸钱成本即铜钱价值的低下。顺治十一年，京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0．78两，江苏省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在0．63――0．67两之间，云南省局铸钱千文含工本银约0．76两。⑤铸钱成本的低下决定了铸钱利润的丰厚。因为，铸钱利润是按照清政府关于银钱比价的“定例”来计算的。清政府明确规定，“铜钱千文，值银一两”，永为“定例”。从前面列举顺治朝铸钱成本来看，各钱局铸钱千文，成本远低于白银一两，中间存在很大的价差，这就构成了铸钱利润。湖北省荆州府于顺治五年四月设炉铸钱，仅“五年起至七年六月止，获息一万七百四十两六钱零”。⑥两年多时间内获铸钱利润一万余两，利润较大。另一方面，铸钱利润又与商品货币市场银钱交换的实际价格联系紧密。尽管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受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在清代初年铸钱成本低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商品市场的铜钱价格总是高出其价值许多，于是，各铸钱局为了追逐高额的铸钱利润，又将所铸铜钱拿到商品市场出售，通过出售铜钱，换取银两，扩大了铸钱利润。 　　清朝初期，各铸钱局取得大量铸钱利润主要是在乾隆时期。这是与雍正末、乾隆初年，云南铜矿以及贵州、湖南铅矿的大规模开采，滇铜、黔铅、湘铅逐步取代了洋铜、倭铅，成为铸钱的基本原料相适应的。加之清政府垄断了铜铅从开采到销售的整个经营流程，最大限度的压低滇铜和黔铅、湘铅的统购价格，大大地降低了铸钱成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追求利润为重要目的清代铸钱事业进入大规模发展时期。京城宝泉、宝源局加卯鼓铸，各省铸钱局也先后纷纷恢复鼓铸，以谋求最大利润。想方设法扩大铸钱利润，湖北宝武局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 　　相关资料记载，湖北宝武局于乾隆八年（1741）恢复铸钱。而事实上，该局是在乾隆八年上奏朝廷，经过约一年时间的试铸准备，于乾隆九年正式铸钱，其获取利润的情况是这样的： 　　宝武局“设炉十五座，自乾隆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开铸，至乾隆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底”的一年时间内，按照“京铜三八、滇铜六二，并入白铅点锡配铸之例”，“每卯每炉用铜铅锡六百斤，每百斤照例外加炉耗铜铅锡九斤”。一年内铸钱“计一十五炉，通计一年三十六卯，共用过正京铜六万一千五百六十斤，照前应加入炉耗铜五千五百四十斤六两四钱，正耗共铜六万七千一百斤六两四钱，照每百斤价脚银一十四两八钱七分二厘计算，共该价脚银九千九百七十九两一钱七分一厘四毫八丝八忽。用过正金钗厂铜一十万四百四十斤，应加入炉耗铜九千三十九斤九两六钱，又补色耗铜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五斤一十四两七钱二分，正炉色耗共铜一十三万一千三百七十五斤八两三钱二分，内除色耗铜二万一千八百九十五斤一十四两七钱二分”，只给运费，不用价买，实际上用过“正耗铜并入炉耗铜共一十万九千四百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