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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困境 　　[摘 要] 在后现代主义消费时代,大众文化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作为主要由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学体制的合力所产生的红色经典,在当前语境下面临着种种困境。如何寻求红色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如何传承红色经典的核心精神,都将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大众文化;红色经典;改编 　　一、红色经典狭路相逢大众文化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现代西方社会进入了后工业阶段,随之全面推进到后现代时期,即消费时代。而在中国,从1978年里程碑式的改革开放开始,特别是到9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也开始出现西方消费时代的种种特征。而与消费时代孪生的是大众文化。 　　作为一个文化的新生儿,大众文化在中国的“襁褓”里得到了茁壮成长。它大声地向世人宣称:“这是一个大众狂欢的时代!这是一个大众做主的时代!”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大众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之前,他们长期被禁锢在理性的牢笼里;现在,他们遇到赦免了,正所谓“久旱逢甘霖”,那种对感性的渴求也就可想而知。于是,人们在感性的泛滥中越来越浮躁,在浮躁的刺激下越来越不安守本分。这便是大众文化的外感表征的症候。凝神观照,大众文化这新生儿性情乖张。它一方面丰富和活跃大众的日常生活,使娱乐和流行具有文化意味,从而拓宽了文化的疆域;另一方面由于它固有的消费主义、世俗化、娱乐性等特征而消解了传统价值和崇高庄严。 　　而代表传统价值和崇高庄严的“红色经典”随着时光的河流流经到了大众文化之语境,两者狭路相逢。那什么是“红色经典”?关于这个概念,众说纷纭。笔者比较倾向于以下这种说法:“指1942年以来,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1]55(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其中所描绘的英雄人物如《闪闪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英雄儿女》中的孤胆英雄王成、《林海雪原》中的侦察英雄杨子荣、《红岩》中宁死不屈的江姐曾是几代人的偶像;其中所反映出的经久不变的价值理念如诚信、忠诚、高尚、仁爱、团结曾激励了几代人;其中所体现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曾是几代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尽管时过境迁,但红色经典的存在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的历史、对于整个文学史以及对于唤起人们民族记忆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红色经典在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困境及其原因 　　从所阐述的两个对象主体来看,我们可知,大众文化和红色经典所代表的传统精英文化是相悖的。所以,当这两种文化狭路相逢时,就必然剑拔弩张,发生冲突,而“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当大众文化的浪潮大面积地吞噬红色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时,便引发了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那就是红色经典的改编。 　　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单单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就有近40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已经拍出的改编剧收视率高,引来的叫好声热烈坚定,叫骂声也不绝于耳。2004年,由于国家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市场进行了规范整顿,红色经典改编热虽然有所下降,但已拍成的剧作一直都在各电视台轮番播放,同时仍然有一些改编剧获准拍摄,如《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这几年,红色经典改编一直都余热未了,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特别是建国60周年之际,在晚上电视剧的黄金时段,最少也有两到三个卫星频道播放红色经典改编剧。 　　其实,红色经典的改编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就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改编。那次改编的特征是严谨地遵循原著的核心精神,体现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 　　而综观时下很大一部分红色经典的改编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点“俗”。 　　(一)庸俗化倾向明显 　　这些改编作品打着“人性化”“生活化”的幌子,实质上是将英雄人物庸俗化。其中最典型的也就是骂声最多的改编为电视剧版的《林海雪原》和新编小说《沙家浜》,在剧中,杨子荣成了一个喜欢喝酒和哼着流氓小曲的江湖伙夫,他居然与匪首座山雕成为情敌,陷入了“三角恋”。 他对旧情人槐花余情未了,并且是为了旧情人的儿子才有智取威虎山的行动的;而少剑波与白茹的情感戏也被极度地渲染放大了,在他们中间给增加了一个苏军少校萨沙,又构成一个三角关系。在新编小说《沙家浜》中,智勇双全、正义果敢的地下交通员阿庆嫂,被描写成了一个风流成性的女人,她既是伪军司令胡传魁的姘头,又是新四军某部指导员郭建光的情妇。另外郭建光在胡传魁面前“居然也有一种摇头摆尾的哈巴狗的样儿”。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