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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战争叙事 　　[摘要]新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开创了一种新的战争叙事手法。以传统英雄人物的非典型化、宏大叙事模式的摒弃、军旅作品主题思想的颠覆，对战争题材典型化的消解，完成了对经典传统革命英雄主义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彻底解构。该剧通过对战争与军事活动中人、人的命运与处境等问题的思考，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从而使作品具有更深刻的哲理意蕴。 　　[关键词]《我的团长我的团》；战争题材；英雄形象；宏大叙事；消解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正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影响和践行于文学、绘画、建筑等各个领域。它所主张的放弃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及其规范内容，提倡非理性主义，强调反思和批判，突出多元性思维和世界的多样性。致力于解构一切传统恒定意义等等，同样吸引了大批电影工作者前赴后继的探索和实践。新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我的团》)，以传统英雄人物的非典型化、宏大叙事模式的摒弃、军旅作品主题思想的颠覆，对战争题材典型化的消解，完成了对经典传统革命英雄主义战争题材影视作品的彻底解构。 　　 　　一、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解构 　　 传统革命英雄主义战争题材影视作品，通过政治理性的主导，建立了典型环境的描写和典型化的人物塑造等影视规范，形成了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风格。传统战争题材影片英雄形象：一是背负建立强大民族国家理想，勇于抵御外敌入侵，敢于英勇献身，为国家、民族和崇高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二是睿智善战，熟谙战争规律法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能在困境、危局中挽狂澜于即倒，敢于决策、勇于指挥，是战争进程及胜败的决策者、指挥者；三是具有军人典型的人格力量和审美价值，有坚忍的意志与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即使面临现代社会家庭、社会、生活、心理等多重压力和金钱物质的极端利诱，仍然是忠诚、责任、奉献、阳刚的化身。这些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不论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还是近年来在人物的选择和性格塑造上有很大突破的李云龙(《亮剑》)、常发(《狼毒花》)等另类英雄或许三多(《士兵突击》)等经军营磨砺具有军人性格与意志的普通士兵，审示他们的审美特征，依然是伴随着激动人心、高昂雄壮、激昂慷慨、苍凉悲壮的审美享受，仍属于“英雄”的范畴(具有军人品格的优秀人物)。 　　《我的团》是对上述英雄形象的彻底颠覆。它着力刻画一群生活在最底层的溃兵，最低标准的生命延续是他们每天的目标，动物的本能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为了一餐猪肉炖粉条，极尽坑、蒙、偷、骗之能事，甚至连妓女的口中食都要欺骗。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的理论，这是一群还没能解决温饱基本生存需要的最底层群落。破旧的军装，无序的军容，行动的散漫，自称是人渣、炮灰，这种生命外在形式的卑微，来自于整个社会群体的公共评价，更来自他们的内心深处。就军人而言，这是一群无崇高理想、无坚定信念的活着的躯体，没有追求的勇气，没有生活的自信，当然也就缺少生命的雄健与热情。生命形式的卑微伴随着国家民族意识的淡漠，在直面国土沦丧、祖国被蹂躏、同胞被屠杀的境况下，给他们留下的是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和活着的无奈与冷漠。 　　《我的团》没有传统英雄的神圣光环，找不到“典型化”的英雄形象，虞啸卿、“小书虫”、龙文章等似乎具备某些“英雄形象”的外在气质，但已非传统精神楷模的“英雄”人物。虞啸卿：具有军人的外在气质，果敢、有气魄、有胆识，以“国家有难，岂能坐视之”为警句，为抗击日军不惜杀了擅自逃跑的胞弟，他在怒江边建立了与日军对峙的防线，但他在关键时刻放弃了对他委以生命信任的战友(虽有不得已的情况)，之前所有军人的外在表象，顷刻轰然倒塌，在自己前程及虞氏家族的荣耀面前，他是军人，却更像政客，这是对军人人格的彻底背叛，虽未投敌，心灵实已变节；“小书虫子”，伴随着“天之涯、地之角”的校园抒情歌曲走进我们的视野，吟唱着“我们要在黑夜里树立火炬”，为了理想和信念，激情似火；为了国家民族敢于奉献，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但面对生命绞肉机的战争，他们生命的消亡，犹如绚丽的彩虹那样短暂，那样易于毁灭，虽美丽，但对于长期处于灾难中的国家民族，似乎只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龙文章(又称死啦死啦)，于溃败中收编了近一团散兵，自封团长，组织了惨烈的南天门阻击战和最后的攻坚战，表现了独到的军事素质，但他在上司虞啸卿面前怯懦卑微，在南天门上为一个基数的炮火支持，长跪作揖，虽打退日军18次冲锋，却在最后率众逃跑，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军事上的种种表现或是为了自己34岁当上连长却未实现的军事梦想，从现实视角和语境出发，或可列为英雄，但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典型英雄。 　　《我的团》颠覆传统英雄形象，转而展现最底层小人物的生命形式和生存方式，深切关怀并同情小人物的命运，揭示人性的复杂，从而突破“典型化”以及塑造和讴歌的传统英雄形象的创作模式。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不再把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