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电影《唐山大地震》.docVIP

解读电影《唐山大地震》 　　[摘 要] 冯小刚于2010年7月推出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对1976年发生在中国的“唐山大地震”进行了一次影像的重述和超越的尝试。本文主要从灾难与人性的复杂关系,灾难中普通民众的精神动态与个体如何对自我的精神创伤进行救赎两个维度来透析影片的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中国灾难题材电影的“常规”与“变量”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 冯小刚;《唐山大地震》;灾难;人性纠葛;精神救赎 　　 　　毋庸置疑,冯小刚始终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群体中的典范性代表,由其所导演的电影无一例外都能够引起民众集体的关注,并引领中国电影的发展走向。一方面是由于冯小刚具有天生的禀赋,同时兼具令人惊叹的思维洞察力和敏锐的时代感悟力,每一部电影都能够深入到时代的内部空间,探幽社会的主体脉搏,延伸、拓展和建构着中国当代电影的历史谱系;另一方面,冯小刚始终维系着自己强劲的创作冲动,不断调整和突破自我创作的视域和空间,在多年的实践中展现出超强的耐力和韧性。无论是商业化的娱乐电影,还是单纯的文艺电影,抑或是折射时代变迁的现实主义电影都镌刻上独特的冯氏印痕,为时代和民众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遗产,并逐渐建构起自有的影像谱系和叙事链条,冯小刚从来没有把自己拘囿在某一单向度的创作范畴和风格上。 　　2010年7月,冯小刚推出自己构思多年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让我们又一次体验到他的天生禀赋和持久的创作力。 　　《唐山大地震》以一个普通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人生际遇为线索和符码,勾连起人们对于“唐山大地震”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忆,并编织了这一历史事件本身,展现了从1976~2008年期间人物的命运沉浮和精神变迁,塑造了一系列震撼人们灵魂的人物形象。尤为特殊的是,该部影片涵纳了冯小刚对于“唐山大地震”这一民族灾难事件的特异的个体思考和伦理体验,在影片中呈现了“唐山大地震”的另一幅“面孔”,将“唐山大地震”作为人性真相的“审讯室”和个体精神救赎以及寻找信仰的“试验场”,正如张颐武所言: “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带来的震撼是多方面的,也显示了中国电影的‘大片’到今天所展现的对于人性体察的深度和力量。这部电影……为中国电影表现一种灾难面前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提供了新的经验。”① 　　宏大叙事与微观人性 　　西方哲学家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认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后,你已不可能再写诗”。②阿多尔诺的这种观点主要是针对由战争所引发的灾难给人类和人性本身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创伤,“诗意的栖居”似乎已经被人类本身所毁灭。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唐山大地震”与西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都看做人类灾难的一种面相的话,就会发现在中国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唐山大地震”这一灾难性的历史事件不断在文学与影视中再现,似乎在灾难过后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中遗留的不仅仅是伤痛,还有一些残存的诗意:中华民族的坚韧不屈,中国人民的顽强抗争,中华爱国主义的高扬,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宏大的叙事因素不断“丰富”和填充入这一灾难事件,这一灾难事件本身已经逐渐淡化为表现上述主题的背景和容器。 　　但《唐山大地震》对这种宏大的政治叙事进行了修正、超越和突破,冯小刚没有将“唐山大地震”放置在民族史诗和政治叙事的宏大框架内进行讲述,虽然影片中出现了毛主席的逝世、唐山的巨大变化等政治性符号,但这些因素并没有构成完整的意义链条,只是零散地漂浮在影片中,并不具有历史的意义。影片的重心在于对“唐山大地震”的历史真相进行了还原和客观的呈现,更为重要的是将这一灾难事件作为一次个体的精神事件和民族的思想事件进行多维度的挖掘和透析,以此来展现冯小刚对“唐山大地震”的个人化伦理探究。在灾难中人类体验到了生活的苦难、生命的死亡、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同时,也体会到了精神创伤背后的救赎、死亡背后的尊严以及仇恨背后的温情。因此,《唐山大地震》也就具有丰富的意义维度和多元的阐释空间。具体而言,电影把“唐山大地震”灾难事件由台前推到了幕后,将其淡化为一种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电影的核心话语是关于在灾难中凸显出来的血缘伦理问题和亲情的背叛问题,妻子和丈夫之间、母亲和女儿之间、姐姐和弟弟之间、母亲和儿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和人性纠缠构成了电影的主体和主题。冯小刚在影片中完全摆脱了以民族和政治宏大叙事的视角来讲述历史故事的叙事策略,而选择了一种具有人类普范性意义的、深入到个体精神深处和人性内里的讲述方式,从而使影片具有超越性的特质。影片所呈现的这种个体精神和人性纠葛十分单纯和真切,没有任何政治性的修饰和诗意的遮掩。影片将现实世界中一些平凡的人,仅仅是对生活有着基本的诉求的普通人,放置在地震这样极端的情景之中,展现出这些普通人的行为抉择和精神准则,以此为参照进行人性的捶打和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