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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抗争与荒凉中的沉没 　　[摘要]丁玲和张爱玲是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早期的作品中都有浓郁的“现代主义”因素。丁玲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她的“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在“五四”的变形。而张爱玲是从哲学层面接受“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几乎把“现代主义”当作了自己的信仰。比较丁玲和张爱玲的作品，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深化。 　　[关键词]丁玲；张爱玲；现代主义 　　 　　在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文学现象遍存于其各个时期，并且对很多现代作家产生极大的影响。鲁迅、郭沫若、李金发、曹禺、钱钟书等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印记。其中，丁玲和张爱玲是深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两位女作家，她们早期的作品中都有浓郁的“现代主义”因素，后来又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现代主义”。本文试对她们早期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做出比较并剖析其原因。 　　 　　一 　　 　　现代主义的一个常见主题是表现人与人之间深厚的隔膜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的孤独感。从上世纪20年代的表现主义剧作到60、70年代的荒诞派戏剧，无一不在强调人心的不可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厚障壁”，即使是亲人之间也无法破除，所以卡夫卡说，在他的家庭里，“我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而萨特在他的名剧《间隔》里以一句“他人即地狱”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否定了人与人沟通的可能性。这种隔膜使孤独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一种本体的存在状态。 　　日本研究者北冈正子指出“丁玲作品的出发点，是面对人的孤独”，把“孤独”作为解读丁玲作品的钥匙。在丁玲笔下，梦珂、沙菲、阿毛的孤独表现得很激烈、尖锐，好像是凸透镜放大过一般。沙菲生活在爱她的朋友中间，却总是在哀号：“我总愿意有那末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我真愿意在这种时候会有人懂得我，便骂我，我也可以快乐而骄傲了。”这里面有五四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气息，同时也可以看到，丁玲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达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渴望。在当时，觉醒的“新青年”普遍认为，他们与周围“庸众”在思想上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沙菲身上无疑带有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影子，他们与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使他们看起来有些病态甚至干脆成为“狂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很难找到这种狂人的踪影，而在西方现代文学中却可以不断看到原型。在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安特列耶夫的《红笑》、迦尔洵的《红花》、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个荒唐的人的梦》、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中都有狂人的身影。正如穆齐尔所说：“我们面对一个简单的选择，一个人或是随波逐流（入境随俗），或是变成一个神经病人。”病态或精神失常实际是对社会现实进行抗议的外部表征，沙菲和狂人正是以“病态”和“狂”来对他们所置身的历史和时代进行宣战的。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也存在与周围环境无法沟通的境遇中，但是他们却不像沙菲们沉浸在这种状态中自怨自艾，而是把“孤独”作为一种生命常态，不加抱怨地加以忍受。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误解和隔膜造成的“孤独”，还有更残酷的亲人间的仇视和敌对，所以张爱玲笔下很少有“狂人”、“疯子”，除了《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其他的都是逆来顺受的“软弱的凡人”。《金锁记》中的长安，在变态母亲的严厉干涉下，长期生活在寂寞孤独中，与同龄人无法沟通，而《茉莉花片》中的聂传庆自小就饱受父亲和后母的虐待，甚至习惯了精神自闭。曹七巧的“疯狂”读者可以感受到，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实际上，还是被张爱玲作为一个常态而不是变态的人来描写的。 　　沙菲在谈到自己孤独的原因时说，因为周围人的“爱”，“盲目的爱”使她感到“生气”、“伤心”，她要求的不是“爱”，而是精神上的沟通与理解。如果说丁玲笔下的人物的孤独来源于“爱”，那么张爱玲的主人公的孤独则是源于“恨”，甚至家庭成员之间，也充满了残酷的相互倾轧。长安与长白的幸福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扼杀了（《金锁记》），而没有钱的流苏就要被同胞哥哥赶出家门（《倾城之恋》）。现代主义的“人性恶”主题在张爱玲这里要比丁玲的作品表现得充分。 　　由于丁玲和张爱玲对孤独的体验不同，因此她们笔下人物的排遣孤独的方式也不一样。沙菲女士最后找了一个地方，决计“悄悄地生，悄悄地死”，“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生命的余剩”。梦珂则沦落到给电影公司当花瓶的地步，“向地狱的深渊里坠去”。阿毛姑娘则以自杀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抗议。不难看出，丁玲笔下的主人公最后都采取了疏离现实的方式，也就是说，丁玲从来不主张对现实妥协，即使在绝望中也要“隐忍”地抗争。而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则大都接受了自己曾经反对的现实，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最终在满心的荒凉中与现实妥协。长安最后接受了没有婚姻的结局，“七巧的女儿很容易解决自己的问题”，被人看见与一个男人在一起买吊袜带（《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