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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货币与先秦贝币文化圈 　　鲁国是西周初年分封在今天山东南部的重要封国,至公元249年被楚国所灭,存在时间长达800余年。关于鲁国货币,由于史书没有记载,地下也鲜有出土,因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鲁币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片空白。20世纪80年代,钱币学家朱活曾依据鲁国故城两次勘探的资料,得出了“鲁国货币很早就有,而且一直使用贝朋作货币,就是铜铸币出现以后也不例外,既采贝形,又采贝名”[1]这个结论。这是人们对鲁国货币的首次认识。 　　首先介绍一下朱活所依据的鲁国故城两次勘探的有关情况。第一次是在1977年至1978年,山东省考古所对鲁国故城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这次钻探和试掘基本上搞清楚了鲁国故城的范围、布局和文物分布,并将其成果写成了《曲阜鲁国故城》[2]一书。本次试掘共清理两周时期的墓葬395座,但在货币方面的收获很少,仅在西周早期的墓葬中发现了26枚海贝,这些海贝长2.1-2.4cm,背面细端都有一圆孔[3]。第二次勘探是在1981年的春天,在鲁国故城的北部清理了一大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这次在货币方面的收获颇丰,发现了大量的骨贝和石贝,海贝的数量相对较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一座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出土了588枚铜贝和大约200枚碎片。这批铜贝的形状都是仿磨背式海贝,铸造很工整,面有贝唇,侧有齿纹,同墓还出土了7枚海贝、170枚骨贝[4]。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鲁国故城保护与开发的步伐加快,有关鲁国货币的田野发现也增多起来,其中重要的发现有4次,笔者有幸亲身参与了这4次的发现。1996年10月,曲阜市文物部门在曲阜北关发掘4了座春秋晚期的墓葬,在其中一座墓中出土了骨贝900余枚,另一座墓中出土了骨贝约80枚。这批骨贝长1.9-2.3cm,宽1.2- 1.8cm,重1.5-2.5g,背均有二孔。1997年2月在林道路的改造工程中,发现了一座春秋晚期墓葬,从中清理出包金铜贝348枚,外碎片约100枚。包金铜贝分大小两型,大者长2.2-2.3cm,宽1.5cm,重1.4g;小者长1.5cm,宽1cm,重0.5g。这批包金铜贝全部是曲齿,齿纹清晰,贝面光滑,金色灿然。同墓中还出土完整海贝900余枚,腐朽的碎片碎屑极多,估计数量不会少于2000枚。2004年8月,在曲阜北关发掘了5座春秋中早期的墓葬,出土了玉器、水晶器、青铜器等大批精美的文物,在2号墓葬中,发现海贝13枚。2008年12月,在曲阜北关发掘了一座战国晚期的墓葬,发现骨贝45枚,海贝264枚,绿松石贝1枚,另有残缺的海贝骨贝100多枚。绿松石贝长2.5cm,宽1.8cm,厚0.6cm,背部并排有7个小眼,品相十分完好。此次发现的海贝和石贝有些并没有加工或加工十分粗糙,显然不是作为货币使用的,只是充当陪葬的冥币。 　　从上面6次的田野发现看,墓葬中出土货币的年代从西周至春秋战国各个阶段都有,尤其以春秋战国时期为多。货币的种类有海贝、石贝、骨贝、铜贝、绿松石贝和包金铜贝。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期的墓葬中,有的只有海贝,有的只有骨贝,有的只有铜贝,也有的各种材料的贝币混杂出土,其组合有铜贝+海贝+骨贝,海贝+骨贝,包金铜贝+海贝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鲁国的墓葬仅分布于鲁国故城之内的数量就很大,至今发掘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曲阜鲁国故城之外的资料至今尚为空白。况且考古发掘带有很大的随机性,比如鲁国故城第一次勘探总共发掘了395座墓葬,结果只发现了数量很少的海贝,给人以鲁国没有货币的印象。第二次勘探发现了大量的骨贝和石贝,海贝的数量相对较少,又给人鲁国较少用海贝的感觉。比如《鲁国史》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由于鲁国并非沿海诸侯国,海贝可能很少在交换中使用” [5]。因而仅根据上述几次发现,就给鲁国货币下结论显然还太早了些,不过上述几次发现已经涵盖了海贝、石贝、骨贝、铜贝和包金铜贝等各种材料的贝币,鲁国货币的大体面貌已经显露出来。 　　我们知道,货币是商业活动的产物,因而考察鲁国的商业情况也是了解鲁国货币的途径之一。鲁国自周公之子伯禽封鲁始,鲁地的奄民尚有强大的势力,伯禽在政治上奉行“尊尊而亲亲”方针的同时,对奄民礼俗进行了“变其俗,革其礼”。有人指出,伯禽所变之俗,所革之礼,并非是一般地改变奄民的礼俗,而是取消其礼俗中的商业性质使之更适合于其农耕生产方式[6]。由于鲁国是一个宗法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手工业以为贵族服务为主,官府管理着手工作坊,百工身份低下,因而鲁国的商业活动在整个西周时期基本上处于萌芽状态。随着鲁国自身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变化,商业因素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至春秋中期,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后,鲁国的商业步入一个较快的发展期。《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批评鲁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置六关”即其中之一①。臧文仲执政大致在春秋前期,这说明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