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法律信仰危 机的应对及其对策.docVIP

浅谈我国大学生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其应对 法律信仰危机的内涵 法律信仰危机的内涵 信仰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这样被解释的：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的榜样或指南。而就信仰的内涵来说，“它是人类意识对客观世界及其自身生命过程的反映，是人类精神宇宙全面沟通与融合的愿望与努力。它既包括由意识所形成的带有价值存在参数的有关宇宙、社会和自身存在的一系列观念和知识的以及由这些观念的偶像所构成的信仰对象，又包括人的信仰情感、信仰态度和信仰行为。”【1】而就信仰的形式来说，它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确定的社会模式和价值尺度；在盲目的人生旅途中认定的目的和归属。”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形同虚设。那么法律信仰又是什么呢？学者们在过往的研究中已经做出精当的论述。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心悦诚服的认同感和依归感，是人们对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华，是主体关于法的主观心理状况的上乘境界。”【2】 就人类迄今为止有限的历史来看，诸如公平争议、仁爱诚信、安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与宽容等基本价值与信仰、构成了所谓世道人心，关乎人的生存和尊严，恒定而不变，万古而长青。而法律信仰则是社会正义和秩序的信仰，它体现出人类对合乎正义、理性和秩序要求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心理认同和自愿服从。这一点完全合乎人类本性。 学界争议：我国“法律信仰危机”与“法律信任危机” 笔者认为，从中国建国不到100年，再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不到50年，虽然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高速发展，但与西方一些几百年法制健备形成文化传统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法治道路还需要一个时间的发展过程。而当下中国现阶段国人对于普遍的“有法不依”怨声载道，慨言法律“无用”将其归结为“法律信仰危机”，笔者觉得不如将其看作是对法律的“信任危机”。 西方法律脱胎于基督教并与宗教发展再到备受顶替膜拜的两千年间，这不难看出，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与其宗教信仰传统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因此，法律信仰根基在于信仰传统。然而信仰传统是不是必须与宗教结合，笔者认为，这要看一种文化传统是否具有亘久的生命力。基督教衍生的西方法律的法律信仰动力并非在于作为宗教形式的基督教本身，而在于基督教内部蕴含的普世价值和追求平等、自由、人权等的法治理念。 我国经历不到50年的法治进程所创设的现行一系列法律体系是大规模的“照搬照抄”法律移植运动而得出的产物。制度的移植并不代表文化必定发生同步的移植，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内质文化传统的不同，必将导致“排异反应”，而适宜中国的法律传统在我国迄今为止从未建立，既然如此，法律信仰何来“危机”之说？ 二、我国法律信仰的现状及其表现 一个社会若失去了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即便制定出千百部再好的法律，也难以内化为一种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从而难以完成建立法治社会的历史使命。在当下的法治语境中，许多学者认识到仅有指定得良好的法律规范、辅以一套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再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强制贯彻推行，并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法治状态。对于法律信仰是达到法治之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川图对“法律信仰”的提出，正是为了唤起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认同。只有社会公众对法律及与之相关制度、文化体系等要求有广泛的真诚忠诚投入，法律才具有实效的价值。当来自于公众对具有合法效力的法律予以蔑视、不信任、践踏、不遵从从而使法律法律规定不能转换成法律实效的时候，法律信仰危机就出现了。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当中，法律制度多数移植于西方，制度虽未差别，但文化内质中的西方传统“平等”、“自由”思想与我国两千年来长期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尊卑”、“特权观念”格格不入。中国法治道路一直在“排异”反应，法律整体上文化内质建构杂乱无章，“人”、“权”、“法”在发展中转换博弈。 （一）现状 1.“有法不依”、“司法不公”、“舍法求法”、“权大于法”现象的存在增加了公众对法律正义的质疑 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有法不依”等现象普遍存在。虽然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立法的数量和速度都明显地不断增加，然而，在出现法律纠纷的时候，经过一番比较选择，人们仍然更多地寄望于“关系”、“行政”、媒体网络或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