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人生观及其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docVIP

儒释道人生观及其对文人影响 ? 儒家的人生理想，首先是“达则兼济天下”，但也不可忽略了紧随其后的另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最高理想，而“穷则独善其身”则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古代的文人，在他们刚刚打开书本开始读书的时候，无不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读书目的，无不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作为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年幼时，自然是由长辈们向他们灌输这一思想；年龄再大一点，他们便自觉地以治国为己任，认为凭个人的才能取卿相之位易如反掌，辅佐天子、平一天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杜甫为代表的“诗圣”们的理想自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群隐士文人照样念念不忘“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一生没有当过官的孟浩然也曾羞羞答答地向丞相张九龄递上一首《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以表达自己“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的艳羡之意；就连迷恋神仙的李白也立志“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向人表白说：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酷爱神仙的李白心甘情愿地不去方丈蓬莱过逍遥生活，而要先完成修齐治平的大业。当然，他最为理想的人生设计是“待我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先立功立名，然后再修仙登天，入世第一，出世被放在第二位。 可以说，“修齐治平” 几乎是所有的古代文人为自己设计的人生第一步，但能够把这个第一步走好的人实在太少了。 文人们少年气盛，不知世道的艰难，幻想以布衣直取卿相；待到仕途初步，才发现原来四面皆壁。他们屡起屡蹶，屡蹶屡起，直到焦头烂额，幸运的人方谋得一官半职；然而宦海沉浮，危机四伏的官宦生涯又使他们战战兢兢，提心吊胆。与世俯仰、同流合污非良心所安，坚持孔孟之教而又举步维艰。仕途成功后的幸运文人这才发现，梦寐以求的宦海，原来也是一片苦海。唐代的韦执谊身为宰相，韩愈在《顺宗实录五》中记载了他的生活状况：“虽尚为相，常不自得；长奄奄无气，闻人行声，辄惶悸失色，以致败死，时才四十馀。”身为宰相，但一听到人声就惶惶不安。于是乎，无论是进入这片苦海的，还是没有进入这片苦海的，都有诉说不完的怨言。他们甚至抱怨是孔老夫子骗了自己。面对这些抱怨，孔子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会深感委屈。因为孔子为士人设计的人生道路，除了“出”之外，还有“处”。孔子在政治上多次失败之后，就曾发出这样的感叹：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 有人说，西方的文人自杀的多，而中国的文人自杀的少，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庄、禅，而西方没有，西方文人在精神领域里缺乏一块像庄禅这样的缓冲地带。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讲清楚的一点是，孔孟也给人开辟过这样一个缓冲地带，只不过他们的“缓冲思想”被他们积极进取的思想言行所掩盖，没有引起人们的更多的注意而已。 人生的道路是艰难的，仕途是险恶的。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任何人，特别是多愁善感的文人，在生活中应该多一些伸缩性，只知伸而不知缩，或只知缩而不知伸，注定要在社会中碰壁。屈原是一位倍受后人敬仰的大诗人，然而对他的处世态度，我实在不敢赞成。我认为，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之一就是单相思。用《离骚》里面的比喻，屈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单相思者。屈原为那位已经不爱自己、实际上也不值得自己去爱的楚王痛不欲生，这种行为，在我看来，不仅是可怜的，而且还有一点滑稽。自视甚高，是知识分子的通病，而在屈原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屈原看来，整个社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聪明的，别人都是糊涂愚蠢的；只有他一个人是清白高尚的，别人都是污浊肮脏的。当一个遍体洁净无纤尘、且患有洁癖症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群脏如泥猪的生物之中时，那种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每当我读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这类词句时，心中总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不是为“混浊”的世人，而是为“独清”的屈原。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屈原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一丝改变自己生活态度的意向。既然如此，人间自然是住不得的，于是，他就只好到汨罗江底去寻找知音了。 贾谊的遭遇与屈原相似，所以司马迁把他们二人合为一传。不仅如此，他们二人的才能、志向和心胸也差不多，用苏东坡的话说，他们都“不善处穷”，是“志大而量小”（《贾谊论》）。也就是说，他们有才有志而没有一个宏阔的胸怀。屈原爱哭，贾谊也爱哭，一个动不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