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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太寿绘画美学思想管窥 　　潘天寿是二十世纪开宗立派的国画大师，平生既从事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也从事绘画理论研究。他的绘画理论体系中借用了许多传统美学和绘画艺术的概念，同时也自创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潘天寿的绘画美学思想和其艺术创作实践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绘画美学思想是从绘画实践中提炼出的思想精华，而其绘画作品又是美学思想的“感性显现”；他的艺术创造活动既是其美学思想的体现，又是触发他进行美学思考的感性动力。潘天寿留下的绘画美学理论遗产，散见于他的画论、画史著述及讲稿、题跋、书信等文字材料，内容宏富，涉及面宽广，论证精辟。 　　 一、对“格调”的要求 　　 格调是作品的艺术总汇效果或艺术境界中体现出的精神境界，归根结底是反映作者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古典画论中，历来重视人品与画品的统一，作者精神境界与作品精神境界的统一，即人格与画格的统一。如唐朝张怀罐提出的“神、妙、能”三品(《画断》)；之后朱景玄又另列“逸”品，定为“四品”(《唐朝名画录》)；宋黄体复又将“逸”提到首位，定为“逸、神、妙、能”四格，讫此画之分品格，遂成定论，其后一直沿袭引用。 　　 潘天寿作为传统型艺术大师，也十分注重作品的“格调”高低，并把作品“格调”的高低与“人品”高低相等列，他说:“各种文艺作品都有格调高低之分，人也有品格高低之不同，”进而，他分析了影响“格调”高低的多种因素，诸如“思想水平、哲学、宗教、人生观、性格、才智、经历、审美趣味、学问、修养、道德品质……都与格调有关。”不过在诸多因素中，潘天寿最为看重的还是作者的精神境界，正如他所说：“文艺作品归根结底是在写自己、画自己，它不是江湖骗术，而是人的心灵的结晶。”当然，潘天寿所崇尚的“格调”与传统书画“格调”有不同的内涵。比如传统艺术所推崇的“逸”格尽管已涉及到“情境”等精神境界方面的内容，但主要的还是试图概括画格的基本类型，“逸”格的主要标准也仍然是不拘法度“笔简形具，得之自然，莫可楷模，出入意表”等一类说法。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些品评标准还没有明确地把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予以格外地强调。对此，潘天寿则明确指出决定作品格调的高低，不在于玩弄笔墨技巧，而在于如何追求作品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作品应具有较高的思想性。那么如何在创作中表现思想性呢？潘天寿借用中国传统艺术的“托物言志”的表现方法，1963年4月在浙江美院国画系谈深入生活时，他曾谈到：“石头是没有思想的，但画家是有思想的。石头给人的感觉是耿直不与一般人同流合污，其实石头不过是结实一些而已。由于作者思想耿直朴厚，就容易去选择适合自己脾气观念的石头。又如说‘岁寒知松柏之后凋’，松柏只是较耐寒而长青，但骨气强的知识分子与寒冷中的松柏会产生共鸣。这种无思想的对象在作品中都蒙上了思想意识的色彩了。”他还说过：“花的思想是人赋予的。同是菊花，汉武帝《秋风辞》：‘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是比喻人品的又秀又芳；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由菊花想到自己，寄托思念之情；朱洪武：‘欲与西风战一场，遍身披起黄金甲’，因为他当时正想打天下，故有披甲战西风之联想。这说明没有思想的对象，亦可以被艺术家赋予思想，赋予感情，因此可以‘寄情草木’。”这里，艺术家是主动的，他决定着作品有没有思想性，有什么样的思想性，从而体现其作品的格调高低。 　　 二、“立奇达和”的观念 　　 “中和之美”是中西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艺术和谐观，兼有阳刚和阴柔两大风格类型。中国传统绘画，宋代以后，渐失刚健清新，中和美的道路越走越狭窄，到了明末，董其昌等倡导“南北宗”说，以“温柔敦厚”型为主流的艺术风格更趋为柔弱凄迷。期间虽有刚健者如徐渭、八大、石涛以及晚清的吴昌硕，但都未能超越时代的情境而足以挽救颓势。 　　 潘天寿是一位理解并遵从既定法则的艺术家，但他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他又敢于否定既往之法则，而建创一种新形式法则。潘天寿绘画对既往法则之否定，突出体现在他对阴柔美学体系的背反，以一种“强其骨”、“一味霸悍”的雄强气概，独辟途径，刚健为宗，立奇达和，铸就了一种使人惊动的刚健壮美的大和谐。从艺术风格上来看，潘天寿追求奇、险、雄，喜用“不平衡的平衡”、“造险、破险”，这是他的“求奇立异”思想的体现。潘先生说过：“我想以奇取胜。八大也以奇取胜，一看使人惊动。”然而，艺术风格如何做到“以奇取胜”，却并非易事。就作品本身而言，“这首先要有异于西方绘画而又具民族风格，其次要有异于前人而有新的创获，再其次能经受得起社会和历史的评判与考验，而非一时哗众取宠。”这一切潘天寿都以自身的艺术实践作了鲜明的回答。就创作主体而言，艺术作品要想“以奇取胜”， “须先有奇异之秉赋，奇异之怀抱，奇异之学养，奇异之环境，然后能启发其奇异而成其奇异。如张操、王墨、牧蹊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