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活力与个体的美学.docVIP

初心、活力与个体的美学 　　汉语新诗已经走过百年历程，阶段性的总结似有必要，毕竟它的现代性之路曲折跌宕，这一过程里还有更多未被发现的“难言之隐”。相对于其他文体，新诗在其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备受争议，它不断依附于意识形态又试图挣脱束缚的纠结，其实也从侧面宣告了诗人们的不甘心，不满足，而在美学和政治之间，它还有更多可挖掘的价值。新诗的形式探索与现代性启蒙，一直在“地上”和“地下”交叉进行，直至1980年代，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先锋实验，它终于在百年新文学史的层面上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但诗人们的写作，在强大的古典和西方传统面前，仍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诗歌在1980年代的狂欢和美好的幻象，如今可能仅属于少数者的记忆，它们是部分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风光的出场所带来的“身份认同”，此后，各走各的路，诗歌回到了它的常态。从诗歌内部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常态，它打破了纵情所导致的单一性，诗歌重塑了其多元化审美格局。这一场由新世纪诗人们所领受的美学转换，至今仍然在路上，在更多未知的可能性中。 　　一、重识历史与现实的诗歌图景 　　在研究“第三代”诗人的过程中，我一方面能感受到1980年代那个特殊氛围给诗人们所带来的幸运和荣光，另一方面，也从更内在的喧嚣中发现了贫瘠与荒凉，这些主题在一代诗人身上构成了某种平衡。这种平衡是整体性的，可能不会在某一个诗人的写作中获得印证，但其时代性决定了他们的诗歌情结和个体人生是捆绑在一起的，外界因素与自我的追求会对其有所影响，但他们终究还是会回到诗歌的源头，来寻找那久违的写作尊严。这也是不少“第三代”诗人在新世纪回归诗歌的原因。“新归来派”们的重新入场，联盟给诗坛带来的貌似是活力，可能还有一种陈旧的诗学观念和权利意识在里面，这些甚至成为诗歌探索过程中隐性的阻碍力量。 　　并不是说“第三代”诗人整体上进入了腐朽之境，而是他们中的部分诗人在短暂的诗歌狂热后，并没有进入写作上的自觉探索期，这中间出现了历时性的经验“断裂”。当他们重新出发时，对现代性的理解可能仍然停留在当年的美学层面上，不过是隐藏在内心深处残余的诗歌激情，在促使他们释放表达的快感。也就是说，靠激情和才华支配写作，是不少“第三代”诗人的创作状态，如何让更富智性与难度的诗歌观念成为他们的写作律令，新世纪以来确实面临着挑战。有的诗人突破不了瓶颈，原地踏步；有的诗人则直接成了“诗歌活动家”，诗歌只是他混世的工具。从世俗意义上来说，这也不是多大的过错，而从根本上看，却是诗歌之不幸。当事件大于文本，我们如何在娱乐时代直面这种本末倒置的荒唐现实？当诗歌的价值观被某些“潜规则”所渐渐扭曲，有些更年轻的诗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荒唐属于正常，可以自然地接受，那么，还有多少真相值得我们去为诗歌写作赋予它的严肃和神秘？这些困惑留给后来者的，最根本的还是如何突围，回到一种更开阔的“常识”。或许暂时还无法完全扭转局面，但小规模和小范围的变革，也正悄然在一些追求孤独感的诗人身上发生。 　　狂热的理想主义精神属于过去某个特殊时段，而狂热被淡化和消解的节制理想主义，又是新一代诗人的选择，这个选择不是刻意挣扎的结果，乃自行留守在诗歌现场的必然。“都说诗歌是一碗青春饭，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代汉语诗歌只有青春的才华横溢，而无成熟的自毁以至伟大，是悲哀也是喜讯。”这是韩东的反思，“第三代”之后的诗人所面临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现实：非理智的狂热一旦过去，青春书写所留下的那点理想主义精神正持续发酵，在对接了时代浮躁与社会功利之际，因心性、兴趣之不同，诗歌群体内部也会发生分化。一部分诗人在追求语言炼金术和先锋精神的过程中，点亮了新世纪的诗歌之灯，而另一部分人则在自由、正义和特殊时代转型的意志统摄下，为驱逐内心的黑暗选择了“愤怒”言说。这好像是“第三代”诗歌精神的某种延伸，甚至还可以接续上朦胧诗人的集体主义意志，然而，新一代诗人的变化又显得异常微妙和暧昧，他们一方面懂得诗人在这个时代的境遇，另一方面也困惑：在一个没有诗意的时代，诗歌何为？ 　　我不是要从勇气、胆识或才华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新世纪诗人，他们可能在这些诗之内外的因素上比我思考得更多、更深。不管其呐喊之声多么悲愤，也不管其彷徨和迷茫的精神怎样彰显，他们所希望昭示的，还是更为理智的写作，为现代汉语的精神之光，为诗歌所延伸出来的美、爱和善意。这些可能要比“第三代”诗人的狂热与无羁显得更富深意。尤其是当诗歌回到了常态后，那些夸张的表达凸显出的是表演性，而另一种整合日常的“生活流”写作，看似也走了极端，其实诗人在注入诗意时悄然渗透进了经验转换的“复杂”。我们不可再以粗暴的方式，非此即彼地简化这内在的繁复逻辑。当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峙，在新世纪诗人这里不再是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寻找双方相互认同的可能性，不少诗人也因此有了对“民间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