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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学自治与权利保障的平衡 　　 一、大学诉讼困境之源：大学自治规范的缺失 　　 对大学诉讼讨论最广泛、最热烈的时期要追溯至刘燕文案后，当时，学者们主要在行政法语境下探讨诸如大学是否为行政诉讼的合格被告等问题。在分析具体法律问题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司法能否介入大学纠纷。对此，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学术评价属于高等院校的自主权，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妨碍了高校的自主权，但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大学领域权利保障的需求，从而主张应以司法手段来解决高校教育纠纷。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司法与大学自治的特殊关系，提出司法的介入应当是有保留的、有限的、理性的，而不能是武断和专横的。 　　 那么，法官们应如何把握审查大学纠纷的限度呢?对此，曾有学者指出，高等学校作为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其存在之宗旨在于发展教育这一公共事业的组织，在管理教育教学活动方面的权力都兼具有公共行政和自治行政性质，只是应该根据权力的具体内容而确定哪些完全属于其自主范围。该主张将大学行为做类型化分析，以此来决定司法审查的限度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可，并进一步被细化。比如，有学者认为，解决大学纠纷的关键在于区分大学事务类型的学术性与行政性，学术性要素与行政性要素应当在单独抽取的单个判断上获得区分，即可以将一个事务的决定过程中的所有判断抽取出来，把交由专业人士进行实质判断的学术性判断划入学术自治范畴，其余划归行政决定范畴而作为行政行为、准行政行为对待。 　　 然而，以上分析路径虽然精巧，但其理论逻辑并未被解释清楚。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大学行为中的学术性要素可以得到司法尊重，而其中的行政性要素必须接受司法审查，则涉及宪法层面的国家与大学间关系规范的确定。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历经时代变迁，在与国家的长期斗争中逐渐划出其与国家行为之间的界限，在边界之内，大学行为不受国家(包括司法)干预。但与欧美等国不同，我国缺乏大学自治的成熟实践，目前的宪法性法律文件中也没有明确国家与大学之间关系的规范(即大学自治规范)，甚至没有就国家与大学间关系规范进行成熟的理论研究。 　　 因此，上述法学界学者给出的司法审查大学纠纷的限度框架成了无本之木，在司法实务中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运用。在面临大学纠纷时，我国司法机关仍然因为大学与国家间关系不清而无法正确把握审理此类案件所应秉持的原则，从而导致前述消极不审或盲目救济权利的矛盾局面。那么，在国家与大学间关系规范缺失的情况下，司法应如何审理大学纠纷呢?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普遍未以明确的立法语言来界定大学自治范围，而是在司法审查尤其是具有实效的违宪审查制度运作过程中来个案地探讨这一问题。换言之，我国法官也不需要等待立法对国家与大学间关系规范的确定，而完全可以在具体个案中以充分地说理与论证来尝试划分二者之间的界限，最终形成确定的国家与大学间关系的规范。而在规范形成的同时，个案也得以解决。 　　 二、大学自治的理论逻辑 　　 大学与国家间关系之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一国的教育历史传统、社会观念、政治体制等，可以说或多或少离不开政治决断，但由于学术规律的必然性，以及大学天然具有世界性格大学之世界精神是一座无远弗届的桥梁，因此，其背后亦存在着具有普适性的规范。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回溯大学发展历史来探求大学之所以享有排除国家干预的自治地位的理论逻辑，并重点选择现代大学制度实践较为完备且相关司法审查较为成熟的美国等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以提炼出大学与国家关系之应然规范(即大学自治规范)。真正与现代大学有传承关系的学术组织始于欧洲中世纪。 　　 中世纪大学在自治城市、行会蓬勃兴起的背景下自发产生。大学自治属于社会自治的范畴。当时的大学自治之所以获得国王、教会的认可而具有法律效力，与大学所推行的传授知识之博雅教育宗旨密不可分。中世纪大学的宗旨是教授或学习特定的知识，是为绅士提供社会习俗对其提出的素质要求所需要的更加广博、更加精深的文化熏陶。因此，在中世纪社会结构中，大学处于权力与特权的中心，受到国王、教皇的保护、甚至是遵从(defer)。而这样一种重要性或特殊地位，也通过学者们持续研究教义与法律中的重要问题，以及对宗教与社会事务表述其研究结果得以加强。比如，在14世纪早期，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就以其对知识的权威掌控力使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威信扫地并不得不向知识权威低头。教皇作为秘密神学家，支持有关真福直观的教义这是神学家们在一个世纪前就明确宣布反对的。在该事件中，巴黎大学的神学家重申了其早期判断，并恳求法国国王实施之。 　　 在巴黎大学神学家们的坚持以及国王的支持下，教皇不得不做出谦卑的认错，好像他是巴黎大学的年轻学生，因为异端邪说而面临着失去学士学位的风险。除了传授知识之博雅教育这一宗旨让大学获得不同于一般自治体的自治地位外，致力于探求真理的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