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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父权神话 　　摘要　《母亲和我们》建构了一个新时代的父权神话。以钟匡民为代表的男性形象代表了男性对成功自我的想象；而以刘月季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则反映出男性对理想女性的假想及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对女性的期待。其中根源于父权文化的性别观通过电视剧的直观影像在无限的时空中传播流布，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社会性别观念的形成，尤其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自我塑形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　《母亲和我们》；父权神话；性别观念 　　 　　根据新疆兵团作家韩天航的中篇小说《母亲和我们》改编、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30集电视连续剧《戈壁母亲》于2007年11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创出主旋律电视剧难得的高收视率，引起人们的热烈关注和高度评价。该剧最受热捧处在两方面：第一，“这个故事展现出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史，因而也展现出了我们共和国的发展史，塑造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歌颂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第二，塑造了刘月季这样一个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母亲”的典型形象。回到原作《母亲和我们》，让我们来看看作家塑造了怎样一群兵团男女，这些人物以何种品质成就了“兵团精神”“民族精神”，关于这些精神品质，我们除了敬仰，如果从“人本”的现代理念出发，是否也有需要质疑和商榷的地方。 　　 　　一、钟匡民：成功自信的男性自我 　　 　　男主人公钟匡民无疑是当代成功男性的典范。他的战友郭文云政委不无艳羡地对他说“我比你大几个月，还是光棍一条，你却有四个孩子，两个老婆了。”钟匡民一再声明自己是离婚再娶，只有一个老婆，但从他与刘月季、孟苇婷及四个孩子的现实关系来看，俨然是一妻一妾、妻妾相安的家庭格局。前妻刘月季善良宽厚，是完全符合传统礼教规范的正室贤妻形象。在婚恋自由的现代社会中，钟匡民一句“没有感情”足以让他不必承担离弃包办婚姻中原配妻子的道德谴责，刘月季在完成了父系家庭“传宗接代”的使命后，只能退场到“编外”继续扮演贤妻角色了。孟苇婷“又漂亮又洋气”，还是个大学生，能够满足成功男性更高层面精神共鸣的需求，钟匡民合情合法地娶她进门，而她获得的不是幸福，只是抽象的“爱情”和更多的压力，最后负疚复蹈了古老的“红颜薄命”的悲剧。刘月季的贤明节义、持家之功，孟苇婷的美貌温婉、爱恋之情，都是性别权力关系中居上风的男性渴望拥有的，二者兼得，是男性正在逝去的光荣时代的遗梦。 　　钟匡民还是一位极具权威的父亲。在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中，父亲的责任被弱化，而父亲的权力被极度加强。如刘月季对钟匡民的谴责，“打孩子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没尽过一回当爹的责任”，但在事关孩子们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前，他又时时行使着“家长”的权力。这位从包办婚姻中挣脱出来享有了自由爱情的父亲却反对钟槐与刘玉兰恋爱，指责儿子的理由竟然是“最起码的道德观念”，显然，在爱情问题上，他对自己和对儿子采用了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作为对钟槐爱情的惩罚，他把他送到了最边远的边境农场；对钟杨想当农业科学家的理想，他报以冷笑，如果不是孟苇婷和刘月季的共同努力，钟杨势必又按照他的意志被送到生产连队而失去科学研究的条件。也许钟匡民将儿子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能体现他“献了青春献儿女”的兵团人的无私奉献精神，但是如果说“献青春”是主体的选择，那么儿女为什么就应该变成附属品成为父亲献祭给“崇高”品格的祭品呢?儿女的主体性又在哪里呢?回过头来看儿子们的表现，钟槐钟杨兄弟虽然对父亲与母亲离婚的行为一直心存不满，但在行为上，他们都采取了对父亲无条件顺从的态度，他们对父亲说的同一句话“我不会给你丢脸的”，表现出他们对“父为子纲”的父子关系模式的默认。这种默认也表明了隐指作者在这里的道德倾向和价值判断。 　　钟氏父子间的亲情关系实际上也折射出政治化的等级关系。钟匡民从作战科科长一直升任到师长的位置，使得这个形象具有国家话语代言人的身份，他既是以父亲之名也是以国家之名对儿子们进行着支配，“领导”身份保障了古老的“父亲”在新时代继续发号施令的合法性，“家长”与“领导”身份合二为一，成为家国同构社会的权力等级结构中居于高端的权威的象征。作家又安排这个人物在“文革”期间受到一定程度的迫害，“走资派”头衔把他从国家错误中分离出来，与广大人民一起承担历史的灾难，成为“人民”之一分子，这不仅没有损害他作为国家话语代言人的权威，反而赋予他人民话语代言人的又一重权威。这样，一个集家长、国家、人民权威于一身的“男子汉”形象便顶天立地起来，男性的权力欲望和政治梦想得到了极大代偿性满足。 　　 　　二、刘月季：无私奉献的女性他者 　　 　　与男主人公相比，作家以更加褒奖的态度塑造了刘月季这位女性形象。《戈壁母亲》播出后，有批评家赞道，“刘月季的艺术形象，是军垦大地上一位‘圣母’的形象。”在小说中，刘月季的形象确已近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