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意气为君饮.docVIP

相逢意气为君饮 　　在中国古代北方，生活着以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族等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成为草原的统治者。他们以“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草原为活动舞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马上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便是受匈奴文化的影响。著名的鲜卑族王朝北魏，其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则是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最好例证。这种文化的相融性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变得多姿多彩。这一特色体现最为突出的便是酒文化。 　　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文化体现了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等特征，决定了游牧民族偏好轻巧易携带的物品。对太阳的崇拜，以及对首饰，服饰、马具的重视，又使他们对金子格外偏爱。游牧及骑射狩猎的生活方式，培育了他们强悍的性格，所以他们对于能御寒壮胆、祛邪利身的美酒有着一种天然的嗜好。说到酒，我们自然想到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豪饮。作为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酒器，游牧民族用金、银、瓷、骨质等材质制作，而且在体量、风格、用途上也体现出与中原酒具完全不同的特点。 　　 　　据史料记载，宋朝的使者到辽国，对其用大杯、大碗豪饮颇为震撼。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的酒器所用材质大多为金、银、瓷器等几类，体量相对较小的杯、盏类大多使用当时贵重的金、银制作，而体量较大的酒容器往往选择来自中原或南方的瓷器产品，这些酒具的工艺都十分精湛。 　　金银杯盏类，高度与口径一般不超过20厘米。例如蒙古汗国龙珠纹金杯(图1)，高5.5厘米，口径15厘米，杯沿一侧下连一圆环，杯口呈六曲花式，杯底部錾缠枝牡丹、双狮戏珠等纹饰，口沿外侧均饰缠枝纹，制作颇为精巧，应为当时宫廷使用的酒器。它与元代龙戏珠纹金杯(图2)除了杯口不同外，其他形制几乎相同。图3是一件蒙古汗国高足金杯，高10.8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5.4厘米，敞口、卷沿、深腹，喇叭状高圈足。杯腹光素无纹，出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五股泉。辽代柳斗形银杯(图4)。高6.4厘米，外壁錾满连珠纹饰，极富装饰趣味。辽錾花银盏托(图5)。通高7.8厘米，口径8.8厘米，由托杯、托盘和高圈足三部分组成，分体打制、焊接成型，盏托上錾刻荷叶纹，边饰羽毛状纹，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国驸马墓出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体量较大的酒器以瓷器为主，既有北方窑系，也有南方窑系。这说明宋辽以来，南北文化交流频繁，游牧民族对易碎美观的产品也开始逐渐接受，审美情趣亦发生了变化。如辽代绿釉鸡冠壶(图6)，高24.5厘米，就完全仿造马背民族的皮囊造型。金代黑釉葡萄酒瓶(图7)，1958年出土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此瓶高43.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9.3厘米，口沿至肩部无釉，肩以下遍施黑釉。最有特色的是它的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四字，表明了它的用途，非常少见。现藏内蒙古博物馆。图8是―件西夏龙凤纹四系大罐，高58.8厘米，口径14.4厘米，底径16.5厘米，其功能是充当大容量的储酒器。其磁州窑工艺特征非常明显，小口短颈，口沿外侈，圆唇椭圆腹，腹上部用泼墨法画出龙凤和云的轮廓，再剔黑彩，露出白地，勾出龙鳞、凤羽的细部和浮云，形象生动。四系之间各有云纹一朵，腹下部及足部遍施黑釉。现藏内蒙古博物馆。蒙古汗国白釉剔花玉壶春瓶(图9)，高33.3厘米，口径9.6厘米，底径11.5厘米，喇叭口、细颈、鼓腹、圈足，通体施白釉，腹部剔刻牡丹花卉纹一周，风格古朴大方。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金代白釉剔牡丹纹卷口大罐(图10)，高46.2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25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此罐造型浑圆，立体感强，体现了北宋磁州窑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由于当时贸易往来频繁，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等酒器在北方草原开始使用。如1977年内蒙古库伦旗白庙子元代窑藏出土的一件青花飞凤纹玉壶春瓶就是一件难得的青花酒器。此瓶高29.5厘米，口径8.5厘米，最大腹径15.3厘米，足径9.4厘米，其外形特点是撇口、颈细长、圆腹，胎骨较厚，结体紧密，釉色温润，白中透青，晶莹光洁，青花蓝中微闪紫色。口沿绘一圈卷草纹，腹部饰缠枝纹，花中凤凰比翼双飞，腹底饰莲瓣纹。现藏内蒙古哲里木盟博物馆。 　　从这些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从元代的大量生活用瓷看，盛酒的瓷器已逐渐与中原同化。近几年北方发掘的大量元墓壁画反映出，元中后期，因与中原的征战或商贸的频繁往来，北方游牧民族喝酒的风气也逐渐汉化，首先便是酒器的汉化，如前面提到的酒罐、酒壶、酒勺、托盘、温碗、酒盏、酒瓶(长瓶)、玉壶春瓶等在元墓壁画中都有呈现，画中所反映的备酒、进酒场景，已不是大碗豪饮的气度了，而是壶杯齐全、礼仪彬彬，显现了南北方民族酒文化的吸收、融合。 　　责编　鹏超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