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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科协22年 　　 　　作者于2006年评为“老有所为老人”。 　　 　　1987年6月是我参加工作的第40个年头，那时我已经56岁了，按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40年的工作中，早已习惯紧张与忙碌的生活，当时想，如果有空一定要多陪陪久病的老伴，腌制自己拿手的咸菜，纳几双布鞋，探望一些亲朋好友……可是一旦真的闲下来了，却又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心思。 　　时任昆明市科协主席的杨学端，是我60年代在市教育局当办公室主任时的局长，对我比较了解，邀我到老科协工作。杨主席对我说，老科协经费困难，你来工作主要是奉献，每月仅给60元的交通补贴。我答应了，当天我就随杨主席来到土建专家、高级工程师、协会的常务副会长李岱传的家，经杨学端主席介绍后，李工当时就表示“这就是老科协理想的秘书长了”。 　　 　　老科协创业的艰辛 　　 　　老科协成立于1984年10月，当时有会员140多人，按专业分为六个组，会员中有在昆明工作的，也有在外地工作退休后回昆明定居的专业技术人员，要发挥这些人的作用，还需要解决许多问题。 　　首先是协会的活动场地问题。当时租用的房子，业主单位采取先加租后撵走的做法，使协会面临无“家”的威胁。每当协会开会时，不是到公园、茶馆就是在私人家里。要是在协会里开，就只得到隔壁邻居家借小板凳了，这哪里像科技人才聚集的群众团体呀？ 　　我曾在会上提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向有关领导反映情况，解决协会的活动场地问题。老科协无权无钱，都是退离休的老科技工作者，解决问题不求人怎么行，但求人不是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了改善老科协的工作条件。单纯是为谋取个人私利就必然低三下四，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可让专业技术人员能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优势，这难道不是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吗？这难道不是为“四化建设”服务吗？ 　　有了这个思想认识后，底气就足了。我就理直气壮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汇报工作。 　　离休时，分管教科文的市委副书记戴文忠同志与我谈话时，他的亲切话语还在我耳边回响：“你离休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来找我”。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任才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你抓老科协的工作很有意义，是党和政府应该抓而顾不上抓的事，但是你反映没有活动场地，我给不出房子，你反映没有交通工具，我给不出车子，只有靠你多奔走，到一定时候，需要我出面时，我一定支持你。”这些话对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也增强了我解决老科协活动场地问题的信心。 　　在我找到当时管财经的市级领导，要求给经费时，按照财政管理的原则不能直接批给经费，但却明确的指出了申请经费必须履行的程序和路子，最后争取到了购买房屋的经费。就是在现在的会址买到了房子，稍加改造就有了会议室、办公室。我从家里将更新下来的桌子、椅子、厨柜、顶灯搬到协会，自费购买了茶盘、茶杯供大家使用，虽然简陋，但是老科技工作者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了。 　　在购买房子的过程中，我确实遭受了不少冷遇，经过许多曲折，最后在王任才代市长的支持下，亲自做了官渡区区长的工作，同意把老科协现在的办公用房卖给老科协，并且由区政府给老科协发了文。我满心欢喜地拿着批文到区房屋开发公司，具体办事的人可能因为不仅没有把我们撵走，反而要把房子卖给我们，感到十分恼火。 　　当我拿出区政府的批文问应该怎样办手续时，负责人连续答了几个“认不得”，我又委婉地说：“可能领导知道还没有通知你们，我过几天再来问问，请问同志贵姓。”那个人又生硬地回答：“不消问了”。整个过程没有招呼我坐一下，出门后我流出了委屈的泪水。 　　办手续时，本来是可以在区上办的，具体经办人又叫我到市房管局办，当我排队到窗口时才被告知在区上办就可以了。只得又乘车到区里，回来时正是茄子上市的时候，上车时一麻袋茄子甩在我的腿上，让我的腿卡在汽车的梯蹬上。晚上洗脚时，老伴看到我被卡伤的痕迹，问我怎么了？我只有谎说是上楼梯时走得太快摔伤的。虽然受了气，吃了苦，但是总算把房子买下来了，就算是得到最大的补偿了。 　　 　　从组织老科协医务分会入手，打开工作局面 　　 　　初到老科协，面对6个专业组，140多位会员，我的工作该从何处着手？怎样打开工作局面？我想只有先了解会员的情况，所以就先以我平时熟悉的专业开始。一看卫生组的名单，虽有会员近百人，但知名专家不多，我熟悉的已经离退休的专家都不在花名册上，他们都是昆明市医务界各学科的顶尖人物。我想他们几十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得不到发挥，是对人才的最大浪费和损失，只有把这些老专家组织起来，协会才有影响力，才有技术实力和凝聚力。 　　我把这一想法向市科协和市卫生局的领导汇报后，得到他们的支持。我的老伴离休前也是市卫生系统院（站）一级的领导，与同行同级的专家们有较深的关系，于是我委托老伴先去做资深的原市一院姚直初老院长的工作，说明了准备把离退休老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