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江苏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协同发展.docVIP

实现江苏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2015年和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6.1%和57.35%。作为国家首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发达省份的江苏更是分别高达66.5%和67.72%，尽管超过了55%的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约80%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无论是对全国的城镇化率还是江苏的城镇化率指标而言，地区间、城乡间抑或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在城镇化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过去的五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李克强总理在近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而这一工作的中心在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进城落户，尤其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然而，从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和要求看，中国近2.82亿农民工呈现“漂浮式转移”或“钟摆式转移”的非稳态特征，显著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永久式的“市民化转移”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贫民化转移”。换言之，这一庞大的进城务工群体和其他常住人口并未实现真正的城镇化。推动劳动力流动与江苏城镇化协同发展任重而道远。 　　江苏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的演化脉络与现状 　　本文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所确定的常住人口统计口径计算城镇化率，以劳动力流动规模、城镇化水平及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来衡量江苏省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的协同程度。根据二者演进过程的特征化事实，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低度协同和低速发展阶段（1978～ 1991年）。劳动力流动规模小，城镇化水平低，二者增速慢且协同度低，构成这一阶段即改革初期的基本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自己劳动的支配权，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制造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吸引数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江苏小城镇数量由1978年的115个增加到1990年的517个。然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苏南模式也造成了城镇化发展的扭曲：小城镇数量多，但规模小，劳动力流动缓慢，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均值，甚至在1989―1991年期间乡镇企业出现负增长，导致一部分民工被解雇，形成农民工的“回流潮”。 　　第二阶段，低度协同和高速发展阶段（1992～ 2000年）。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镇化水平增速快，但重效率轻质量、二者协同度依旧较低，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江苏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契机，开启转向以市场化为主导、开发区为载体的城镇化道路。从1992到2000年，江苏城镇化率从23.8%提高到41.5%，年均提高2.21%；劳动力流动规模由1073.1万增加到1853.93?f，年均增长9.1%。到2000年底，流动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但这一群体主要以兼业为主，农村与城市两栖，呈现所谓的“候鸟式”和“钟摆式”特征，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二者间的协同程度仍然较低。 　　第三阶段，中度协同和中高速发展阶段（2001～2010年）。在这一阶段，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均实现了稳步增长，但是增速相比上一阶段有所下降，而且流动人口落户条件开始放宽，表明劳动力流动与江苏城镇化协同度有所提升，但劳动力流动内生于城镇化的质量相对较低。2001年中国加入WTO，长三角地区也开始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江苏吸引大量外资，外向型经济之路的开启助推经济快速发展，引致大规模劳动力涌入。同年《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提出“三圈五轴”的城镇发展空间格局，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2001到2010年，江苏城镇人口由3040.81万增加到4367.63万，年均提高4.8%；城镇人口比重由42.6%上升到60.6%，年均增长2%；劳动力流动规模从1994.83万增加到2983.81万，年均增速为5.5%。流动人口市民化成为劳动力流动的必然趋势，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化协同度有所提高。 　　第四阶段，中度协同和深入推进阶段（2011年至今）。江苏劳动力流动增速放缓甚至停滞，而城镇化开始深入推进，外流劳动力的真正市民化，即城镇化由速度型推进向质量型推进转向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江苏基本形成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重心，与中小城市相配合，以小城镇为纽带的城镇发展体系和空间格局。2011到2016年，江苏省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率为1.15%，尽管增速较上一时期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劳动力流动规模于2011年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略有回升。到2015年底，流动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为43.93%。《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规划（2014―2020）》明确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二者间的协同发展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政策示范效应。 　　劳动力流动与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