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恩师钱学森的教诲.docVIP

铭记恩师钱学森的教诲 　　初识大师风采 　　 　　最初知道钱学森，可以回溯到66年前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我在南京上初中。一天，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日报》上读到一条消息称，我国科学家钱学森参与V-2飞弹＾云云。从那以后，大科学家钱学森的名字就留在了我的心中。 　　大学毕业后，我在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教理论力学。包括我在内，教研组里年轻的教师们都是学工科出身，都渴望尽快提高自己的数学、力学水平，对我国力学界的两位大师钱学森和钱伟长常怀仰慕之情。我们也常到北大、清华听课，到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听学术报告。 　　195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几个同事来到力学研究所听傅承义教授做关于地震力学的学术报告。走进大楼一层的一间会议室，我们来得比较早，会议室里还没有人。我因为眼睛开始近视，就不谦虚地坐到了第二排靠中间的位置。后来进来了一位先生，坐在第一排我的前面。我顿时觉得眼前一亮，他白皙的面庞，神采奕奕，头发一丝不乱，身穿蓝咔叽的中山装。衣服虽非新制，但笔挺干净。他端庄的仪表和优雅的风度，在那个年代很少见。讨论发言时，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口齿清晰，言简意赅，更使我产生敬佩之意。 　　在返回的路上，同事们告诉我，那就是我们心仪已久的钱学森先生。 　　钱学森认为，力学是一门技术科学，是连接基础科学与工程应用的桥梁。它不仅要有严谨的理论研究，更要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指导工程实践。 　　1957年初，在他和钱伟长两位大师的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合办起工程力学研究班，为祖国培养高水平的力学人才。两位先生分别担任工程力学研究班的正副主任，聘请了郭永怀、郑哲敏、杜庆华等著名力学家，担任授课教师。我有幸被学校推荐为力学班的学员。 　　在北京动物园旁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起初力学班借用植物所的房子上课)简陋的办公室里，有机会看到钱学森先生的身影。他在主持班务会议，讨论力学研究班的教学工作。 　　1958年下学期，钱学森先生亲自讲授水动力学。他的讲课概念清楚，论证严密，结合实际，语言生动，深得学员们的好评。可惜我那时已离开了了力学班，失去了聆听先生讲课的机会。 　　一天，我在《力学学报》1957年第四期上看到钱先生写的《远程星际航行》的论文。这篇论文充分体现了先生的常人难以企及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的数学、力学功底。他在人类刚刚克服地球的部分引力，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之际，就想到了飞出太阳系，去访问距离我们几十万亿千米外的半人马座α星、天狼星等恒星世界，并计算出所需的速度和飞行时间。当时我对星际航行并不感兴趣，也不甚了了，只是怀着一种对先生崇拜的心情买了一本，未曾想到这为后来绽开与先生合作之花埋下了种子。 　　 　　多次聆听教诲 　　 　　1958年，中国科学院把人造卫星列为当年第一项重点任务，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成立3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其代号为1001，从中科院有关研究所抽调部分科技人员，从清华、哈工大等高校抽调一些师生，组成研究队伍，开始了我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究发展工作。 　　1958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清华园内劳动，挖游泳池，突然，班党支部书记宋忠保跑来通知我去开一个重要会议，我们随即赶到力学所阶梯教室，方知是1001设计院的成立大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成为中国空间技术队伍中的一员。 　　当时，我们对火箭和人造卫星都一无所知，完全从头学起。一天，我们正在学习、讨论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时，钱先生来了。他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轨道的远地点和近地点的高度相差较大(近地点高度为215千米，远地点高度为947千米)，走的是一条椭圆轨道，那是因为运载火箭的控制精度不够高。我们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火箭一定要控制得很精、很准，保证卫星进入一条圆圆的轨道。我们听了非常惊讶，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在尖端的空间技术面前，我们是小学生，甚至是刚开始学步的幼儿园小朋友。在党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下才鼓起勇气，诚惶诚恐地从事火箭、卫星的研究。钱先生高瞻远瞩的科学视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概，和挑战权威，超越先进(苏联)的雄心，不仅使我们佩服之至，也增强了我们从事火箭、卫星研究的信心。 　　1963年初，上海机电设计院派出包括我在内的四人小组(孔祥言、朱毅麟、李颐黎、褚桂柏)，到北京在钱先生的直接指导下，从事我国人造卫星发展的准备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搜集了大量空间技术资料，掌握了研制人造卫星设计的基本知识，编制了《1964～1973年中国空间技术发展规划(草案)》，还遵先生之嘱，给中国科技大学学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关于在钱先生指导下的我国卫星早期准备工作，我另有专文回忆) 　　在跟随先生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不仅学到了空间科学技术的专业知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