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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以待之”和“不宜与争” 　　【摘 要】熙宁五年，北宋制定“静以待之”和“不宜与争”的对辽策略，北宋的对外策略是中央和地方，以及中央内部各部势力相互斗争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少数名族政权打交道的过程中，明确自己地位和角色，调试对外策略和观念的尝试。 　　【关键词】北宋；策略；“静以待之”；“不宜与争”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熙宁五年北宋与辽在雄州的边界之争，边界纠纷引发皇帝和大臣们关于如何应对辽朝的政策大讨论，讨论包括是否罢停乡巡弓手等内容，王安石提出的“静以待之”和“不宜与争”的策略得到宋神宗支持并作为北宋处理与宋辽关系的基本原则。 　　雄州作为北宋北疆与辽最接近的几个州之一，它在宋辽关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和过程，重点在其外交和情报方面的特别地位。i宋辽边界之争围绕雄州展开，北宋中央政府把一些外交权力给予雄州地方官，地方官办外交，事有大小繁简，情有轻重缓急，一方面，他们身上责任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地方官处理事情的方式又与中央政府办外交有很大不同。辽朝的兵马经常渡过拒马河，并且骚扰北宋北疆，“知雄州张利一言：辽人修城隍，点阅甲兵，必有奸谋，宜先事为备。”“王安石曰：诚如此。无事而使人疑之，殆也。若因此更示以缮完点阅之形，则彼以我为真有谋彼之心，更生其计。惟静以待之，彼将自定也。” ii “静以待之”是王安石提出的处理宋辽关系的方法，但是知雄州的张利一不同意王安石的观点；张利一奏言：“欲候其来即遣官引兵驱逐，示之以强，彼乃帖服。”一为“静以待之”，一为“示之以强”，宰相王安石和地方长官张利一在处理宋辽关系的态度上截然相反，王安石甚至说：“就令彼巡兵到雄州城下，必未敢攻围雄州。若我都不计较，而彼辄有卤掠侵犯，即曲在彼，我有何所害？”宋神宗被王安石说服，“上乃令戒利一等无得妄出兵。” iii 北宋对辽的政策和策略一开始就是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的两股力量角逐的结果，最终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取得皇帝支持，占了上风。 　　熙宁五年，雄州归信、容城县北契丹人遣巡马越过拒馬河侵入宋境，而孙永奏以为北人苦乡巡弓手，故增巡马，若罢乡巡则契丹巡马势自当止，朝廷从之，枢密使文彦博和枢密副使冯京坚持主张不要取消乡巡弓手，如果取消乡巡弓手，“恐两属户为北人所占”；宰相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主张取消一切乡巡弓手，王安石言：“既知彼如此非我利，即於小事不宜与争，以生其疑隙。如乡巡弓手，便合与罢。” iv “俟彼待我罢却乡巡数月之後，彼巡兵尚来不止，即两县人户亦皆德我而怨彼，以彼为曲，以我为直，然後因其使来，语之以此，料契丹主亦必不容边吏如此非理生事也。” v “上从安石言，令枢密院降指挥罢之，文彦博等乃议相度约拦如前诏。诏出，上复令追还，同中书别进呈。” vi宋神宗在下诏之后又命人追还诏令，最后宋神宗下诏：“雄州归信、容城县弓级，自今无故不得乡巡，免致骚扰人户。遇探报有北界巡马过拒马河，即委县官相度人数，部押弓手以理约拦。” vii这次下诏取消乡巡的经过是一波三折，王安石“静以待之”和“不宜与争”的对辽政策和策略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同中书别进呈”说明宰相取得进呈圣旨的权力，王安石挑战枢密院决策权取得胜利，李焘采纳墨本和《会要·边防》中的记载：“而北界巡马亦不为止，盗贼滋多，州县不能禁。” viii他认为朱本没有这几句话是为王安石讳而不取。 　　北宋取消乡巡之后，契丹还是骚扰边境不止，宋神宗认为契丹骚扰不断是因为赵用越界杀人放火之事，“初，北人渔於界河，因劫界河司虎头船，用等擅纵兵过河追捕交射，越北界十馀里，至焚其庐舍，拆取鱼梁纲罟，夺其鱼船，北人以为言，命提点刑狱孔嗣初劾之，而有是责。” ix在《宋史·孙永传》里面也有相关记载x李焘在《长编》中有考证，他认为《宋史·孙永传》记载赵用之事，却不记载奏请取消乡巡这么大的事，此处实在令人生疑。 　　辽朝继续侵扰大宋国土，北宋的统治者十分重视对两属地的争夺，大臣们每次讨论人口和属地时，文彦博、冯京要求每事必争，不能坐以待毙，宋神宗也认为必要时候要向辽朝表明态度，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举出《孟子·梁惠王下》中“文王事昆夷”的例子，希望宋神宗成为像周文王一样的智者，学会以大事小，方能安邦定国。 　　宋神宗在关乎国内国外的问题上都遵循的是王安石的意见，在与辽朝的外交问题上亦是如此，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他的相权具有非常性质，专为变法特设的三司条例司俨然成为王安石发布政令的总机构，宋神宗此时也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少年天子，宋神宗想利用王安石把统治整个国家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王安石也需要通过神宗皇帝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以及两人在治国兴邦上面的某种程度上的契合，这些都使得变法能够如火如荼地开展下去，两人的共同之处都给外界一种“如一人”的感觉。在制定对辽的政策和策略中，宋神宗占据主导地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