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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变异更新 ——魏晋至唐 一、魏晋玄学 随着儒学信仰危机的深化，现实名教秩序的破坏，封建统治者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形态来代替汉代儒学。于是，就把魏晋思想引向玄学。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 1、什么是玄学？ 玄学是在魏晋时期兴盛起来的，以老庄思想为本，并结合《周易》中的儒家思想，所创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哲学思想。 玄学的特点：“三玄”：《老子》、《庄子》和《周易》；两个基本论题：“有无”问题、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思维方法：如“得意忘言”。 2、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是魏正始年间何晏与王弼开创的“贵无论”。 在自然观上，他们反对汉代的神学，而用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解释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认为整个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无”是世界的本体，“有”是各种具体的客观事物，是本体“无”的表现。 何晏与王弼在社会观方面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汉代儒家为维护封建正统秩序所制定的一整套伦理规范以及为论证这些伦理规范所建立的道德哲学的全面挑战。 名教：是以正名定分为主要内容的礼教，它以儒家哲理化的伦理学说为内涵，以承继西周宗法制的程序化礼仪规则为形式。 在人生观上，他们倡导“无为”。天道无为，人也应该效法天道，恬淡无为。 贵无派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 （2）第二阶段是以魏晋交替时期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强烈的反儒倾向，要求人超脱名教的束缚，批判“名教”教人弄虚作假、追名逐利，表现出对“名教”较多否定态度。同时他们又欣赏老庄逍遥遁世的思想，对司马集团残暴的统治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 （3）第三阶段是东晋郭象等人的“独化论”。 “名教即自然”，调和了二者的关系，认为儒家讲的“圣人”和道家讲的“神人”是合一的，这就重新对名教的合理性作出了论证。 郭象对中国哲学的思辨性有很大贡献。 3、玄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魏晋玄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它不仅上承先秦两汉的道家思想，而且克服了汉代经学注经繁琐的弊病，由训解、阐述转向义理的诠释，开创了糅合儒道学说的一代清新学风。 （2）在方法上，转变为重视理性思辨的抽象方法，提高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水平，为以后佛学和理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3）玄学在探讨世界本体的过程中，富有思辨性，对后世哲学、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隋唐文化1、唐代文化的博大气度 唐代是实行文化开放政策的朝代，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少有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文艺创作中，唐太宗以及魏征等人鼓励多样化，对各个文艺流派的优点都予以充分肯定。唐诗不但使唐代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代表，可谓气象万千。唐代的散文、音乐、绘画、书法，也都和这种时代精神遥相呼应。 （2）在宗教信仰和学术讨论上，唐太宗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唐代统治者即尊道又礼佛，同时也推崇儒教，促进三教之间自由辩论，这不仅有力地促使儒、道、佛互相吸收，而且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给中国文化带来一种新气象。 （3）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唐代统治者鼓励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并不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唐朝的国都长安成为汇聚中亚、西亚、南亚各国文化精华的中心。 吸纳游牧文化 吸收异族外域文化 唐代文化向外辐射和传播，形成了“中华文化圈”。 2、佛教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 佛教约产生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古印度，在两汉之际传人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是两种文化，彼此的精神实质是迥异其趣的，自传人中国之日起，就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摩擦。到了南北朝时期，二者的冲突进入了全面爆发的阶段，集中表现为佛教与儒家、道教的冲突。 冲突集中在伦理纲常和夷夏之辩这两个方面。 伦理纲常 伦理纲常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它不仅是中国政治统治的精神支柱，而且也是各种文化观念的出发点。然而，佛教在这一问题上却主张不得婚配，“无君无父”，不敬王者，不拜父母，表现出一种逆反性，与儒家伦理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冲突。因此，围绕伦理纲常，展开了一场“沙门（出家的佛教徒）应否敬王者”之争。结果，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国情，决定了君权高于神权，封建礼制高于僧制。 夷夏之辩 一方面，佛教因其文化的外来性，遭到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的有力排斥。在夷夏之辩中，很多儒家和道家学者从民族特点、性格，民风民俗等方面来分析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不相容。 佛教传人中国之后，不仅受到传统伦理观念的抵制、夷夏观念的排斥，而且还受到了中国无神论的挑战。 3、儒学、玄学和佛教相互排斥又相互交流 儒学和玄学：开始互斥，后来相互吸收。 道教和儒学：道教本来也是以老庄哲学为思想基础，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吸收儒家思想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