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下的爪哇民族关系.docVIP

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下的爪哇民族关系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度下爪哇的民族关系。作者认为，并不能将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理解为华人剥削爪哇人民的工具，该制度反映了当时爪哇社会复杂的民族关系，并使之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它是荷兰人、爪哇王公贵族、华人鸦片承包者等各民族精英利益整合的结果；另一方面，它的实行使荷兰人与爪哇人、荷兰人与华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该制度被废除。 　　关键词　爪哇　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　华人 　　 　　在印度尼西亚遭受荷兰殖民统治的初期，殖民者在印尼推行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利用华人为其经济利益服务。这种承包制几经变化，到19世纪中后期达到成熟，为殖民者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是它却一度被认为是华人剥削爪哇人民的罪证，华人也因此被认为是制造爪哇民族矛盾的“罪魁祸首”。事实究竟如何呢?本文试就此做一研究。 　　 　　一、鸦片的输入及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的确立 　　 　　一般认为鸦片最初是由阿拉伯商人输入爪哇的，在西方殖民者到南亚与东南亚之前，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就已经把鸦片输入缅甸、马来半岛、中国和东印度等地。据说，把鸦片与烟草混合食用的习惯是由荷兰船员介绍到东印度的。当16世纪后期荷兰人出现在爪哇海岸时，鸦片已经是地区间贸易的一种重要商品。虽然荷兰人对鸦片并不感兴趣，但鸦片销售的利润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于是他们极力贩卖鸦片。鸦片最初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专营的，从1619年到1799年，东印度公司平均每年输送56000公斤生鸦片到爪哇，19世纪初鸦片已行销爪哇，吸食鸦片成为城市与乡村共同的生活特质，尤其在华人中特别流行。 　　专卖税收承包制实际上是一种间接征税的方法，它包括在一定期限内租让收税的权力或销售由政府垄断的诸如鸦片或盐之类的物品。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就是殖民当局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区将由其垄断的鸦片销售权和收税权以承包的形式租让出去，该制度曾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存在过。早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爪哇时期，殖民者就将某些重要的收税和销售权以承包的形式租让给华人，如17、18世纪爪哇华人控制着过路费和渡河税、盐的制作与销甚至掌握着爪哇北部海岸众多乡村物产与人力租赁的权利。1809年爪哇总督丹德尔斯(MarshalDaendels)开始推行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在该制度下，商人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获得在政府划定的区域内销售鸦片与征收鸦片税的承包权。此后，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到19世纪时盛行于爪哇。殖民政府向承包者收鸦片税，也从向承包商出售鸦片中获利，因为鸦片的进口是由政府垄断的。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给荷兰殖民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利益。19世纪荷兰殖民政府在爪哇获得的鸦片税收情况参见表1。 　　 　　 　　二、1 9世纪中后期爪哇的民族构成 　　 　　研究荷兰殖民时期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华侨问题的学者莫娜(Mona Lohanda)将巴达维亚的民族构成分为三大部分：一为欧洲人；一为外来亚洲人(Vreemde Oosterlingen)，如华人、阿拉伯人；一为印尼本土人，如爪哇人、巴厘人等。其实这种划分也适用于爪哇。在爪哇，印尼本土人(以下简称“本土人”)数量最多。在鸦片专卖税收承包制盛行的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爪哇的本土人数量参见表2。 　　 　　爪哇的本土人中绝大部分是爪哇人，其余有巽他人、万丹人、马都拉人等，他们主要分布在爪哇的中、东部农村，由各自的首领管理，多数人生活困苦，靠当种植园苦力、小商贩和工人及耕种农作物来维持生活。他们的收入非常有限，1825年一个非技术劳力的平均收入为每天25分(cents)，而技术工人每天的收入则在60分到200分之间。但正是他们的劳动使殖民经济得以建立。1833―1836年任爪哇总督的JC?鲍德(J?C?Baud)认为，爪哇人惯于“顺从与臣服”，使“许多在其他地方可能会遇到重重困难的事情在这里成为可能”。在荷兰殖民统治印尼的早期，爪哇的王公(regent)、贵族(pryayi)在爪哇人的社会生活中还勉强维持着尊贵的地位。爪哇人把贵族看作其领土的自然管理者，王公则代表爪哇社会的最上层，生活最为富裕。后来，荷兰殖民政府施行的一些改革逐渐剥夺了爪哇贵族占有的特殊资源，华人精英成为爪哇贵族维持其体面生活的依靠。爪哇华人是爪哇外来亚洲人中人数最多的，其人口数量参见表3。 　　 　　荷兰殖民时期爪哇华人处于特殊的地位：在经济上，华人占据重要地位，其“作为一个对殖民政府极为有用的群体而出现，在荷兰殖民统治的最后70年所盛行的三角殖民经济中占据中间位置”；而在政治上，他们被归入外来亚洲人，在行政上和民事上未受平等对待。 　　在爪哇的三大群体中，人数最少的是欧洲人，其数量比本土人、华人少得多，如1870年爪哇(包括马都拉地区)总人口为1800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