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卫生]港澳健康促进学校策略.ppt

港澳健康促進學校策略 澳門科技大學 健康科學院 曾廣加 教授 學校健康教育的起源 十八世紀末 – 人口密集、居住環境差、衞生欠佳 – 容易傳播致命的傳染病 十九世紀初 – 希望透過教育使人們整體健康得以改善，但成效不大 二十世紀初 – 衞生成為老師訓練的必修課題；學校為貧困學生提供膳食、學生身體檢查 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健康教育 1927 – 使用 「健康教育」一詞 1939 – 全校環境有助推行健康教育 (英國：健康教育的建議) 1960s – 是一門重要的科目，但未有足夠理據涵蓋在課程裡；沒有談及教學方法 70年代及80年代的發展過程和轉變 1968 – 廣泛同意學校需要一個平衡的課程，學生的生理、社交和情感需要為重要元素 – 這與健康教育的概念不謀而合 1970s – 發展一套創新的課程計劃，包括生活技能 1980s – 以健康模式為本，開始進行在職培訓 健康教育的模式 預防模式 – 教育家說服人們採取預防疾病的行為 激進政治模式 – 極力提高人們的意識，但卻在達致社交和環境轉變的情況下，引發政治行動 教育模式 – 澄清態度和價值，學習決策的技巧 健康教育的模式 自我增權模式 – 增強個人的能力，發展社交技巧、促進個人成長、自我勝任感和自尊，從而改變環境。 (Tones, 1981) 阿拉木圖(Alma Ata)初級保健宣言 (1978) 2000年前，全球社會及經濟發展蓬勃，人們生活富足 體現健康、社區參與和各界別行動上的平等 涵蓋促進健康 – 營造合適的環境，鼓勵人們發展技能 渥太華健康促進憲章 (1986) 涵蓋整體人口 關乎人們的日常生活 不應只集中於出現某些疾病風險的人 針對健康的決定因素 包括多元化但互為補足的方法 針對人和地，而不是疾病；為場所策略鋪路 健康促進場所策略 很多國家均設有優良的醫療保健系統，處理疾病和不適；但卻沒有任何系統針對人們的健康，尤其是推廣健康的工作。 健康促進的場所策略 (又稱為 「健康場所」或「健康促進場所」) 源自渥太華健康憲章 (WHO, 1986)，指出「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學習、工作、遊玩和愛，健康就在這裡。」 健康促進場所策略 以場所推展健康促進的工作源遠流長，如學校、社區和工作地方等，可提供一個「社會架構」，接觸目標人口，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提供健康促進的活動。 社會系統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基礎，場所策略亦爭取在此進行投資。 這又稱為健康促進的生態模式，在此健康是由多個因素所決定的，包括環境、組織和個人因素。 Green LW(2000) 演進為健康促進學校的概念 1986年，世界衞生組織於英國愛丁堡倡議「健康促進學校」，此名詞由此而生。 1995年，開展了歐洲健康促進學校網絡，支持世衞所倡議的「全球健康學校新創舉」。 歐洲的模式與美國的「全面學校健康計劃」類同，但較強調學生的參與。 公立機構 衛生署 、醫院管理局 、衛生防護中心 教育統籌局、勞工處、康樂民化事務署 及民政事務處署等 法定機構：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禁毒處 職業安全及健康局 紅絲帶中心 專業團體 志願組織 健康生活新紀元 在一九九八年開展了一個為期三年的「健康生活新紀元」健康運動，透過跨世紀、跨部門及跨社會階層的活動，宣傳「健康生活、人人有責」，務求加強市民對「健康由生活做起」的意識。 香港健康促進學校的發展 計劃發展過程 支援： 健康教育培訓(健康概念及知識、健康推廣技巧、健康學校推行策劃) 健康服務提供 專業顧問服務 培訓家長、學生教育大使 建立交流平台 協助學校建立健康教育資源中心 提供健康教育資源，如刊物、健康促進學校工作指引 危機管理協助 校本健康推廣活動 家長教育及網絡 支援學校發展 –建立健康教育資源中心及提供健康教育資源 支援學校發展 – 提供健康服務 教師專業發展日 家長日 健康推廣嘉年華 支援學校發展 – 專業顧問服務 健康促進學校的生態-全人模式(Eco-holistic Model) (Parsons, 1996) 主要問題 – 管理、計劃和角色分配 老師及醫護人員在健康促進學校發展上的角色須清楚釐訂 – 對實踐和推行持續性十分重要。 老師的參與和投入程度，視乎他們對健康促進學校的知識和了解。 主要問題 – 與外界機構、家庭和社區聯繫 發展伙伴關係對成功推行健康促進學校，以及建立地區信譽均十分重要。 與當地社區建立伙伴關係，可加強學生、家庭甚至整個社區的教育成就和社交健康。 與家庭建立伙伴關係十分重要 – 如學校能與家長和照顧者建立良好關係，推行措施就更有效。 主要問題 – 正規課程 學生在校的穩定和正面生活，成為其個人、社交發展，甚至成為良好公民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