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终极标准.docVIP

讲义5 道德终极标准 道德作为一个规范的体系，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冲突，但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它就会发生冲突。比如康德说的那个例子：一个凶手正在追杀一个好人，这时候有个人正好目睹了这个好人藏在什么地方，凶手尾追到这里就问这个人：“被我追赶的那个人在哪儿？”这时候这个人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你是要“诚实”，还是要“救人”？诚实和救人都是道德规范。你要是诚实，你就得告诉凶手“被你追杀的那个人藏在那儿”，这样，你就救不了人，而是害人了；你要是想救人，这时你就得欺骗，你就得放弃诚实；此时，二者不能两全。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康德的答复是，要诚实，即使是害人，也要诚实。因为，诚实是一个“绝对的律令”。究竟是要诚实还是要救人？我们说，这两个规范发生了冲突，其本身解决不了应该服从那一个规范的问题，而应该诉诸一个更高的原则。比如说，诉诸 “最大利益净余额”这样一个著名的原则。对于这样一个行为，要看它的“净余额”是什么？，哪一个利大？救人而撒谎，它的净余额是利。你把人救了，虽然撒了谎，但它的正价值大于负价值，净余额是正价值，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撒谎救人。相反，你要是诚实而害人，净余额是负价值，什么东西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宝贵？这样，诉诸于一个“最大利益净余额”的原则，或者是诉诸一个利人的原则而不是害人的原则，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为什么最大利益净余额或者利人的原则是应该的？这样一直推导上去，最终就会推导出一个终极的、最终的道德原则。这个最终的道德原则只能是一个，因为如果有两个，这两个道德原则（或者是道德标准）还可能发生冲突，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要失效，它就不是最终的了。因此，我们看到，道德终极标准它不仅因为道德规范的冲突而必然的要存在，而且它只能是一个。 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康德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人也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结果犯了很多的错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有“尾生之信”。尾生，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青年男子，他和一个女子谈恋爱，约好在大桥底下见面，“不见不散”。虽然大桥底下比较偏僻，不容易被别人看见，但是大桥底下也有不安全的地方。当时是发大水，洪水上来了，尾生他面临一个难题：是守信而留在大桥底下，还是失信而离开大桥呢？你要是守信而留在大桥底下你就不能自救，而离开大桥可以自救，但是那样一来你就要失信。这个时候他的选择是和康德一样，认为守信是一个“绝对的律令”，决定留在大桥底下，他抱住桥柱子，水往上涨，他就往上爬，反正不能离开这个桥下。最后，这个尾生被淹死了。他就不懂得当道德规范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诉诸于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最终诉诸于道德终极标准的道理。 可见，道德终极标准是产生和推导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道德标准，是解决一切道德标准冲突的道德标准，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遵守而不应该违背的道德标准，因而也就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那么，道德终极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道德目的。我们上堂课讲了，个人的行为目的是善恶的终极标准，我偷东西，符合我的目的，偷到了这就是善；相反，我没有偷到这就是恶。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偷盗的目的是否得到了实现。但是这种善恶它不是道德善恶，那个终极标准也不是道德的终极标准。道德善恶的终极标准就是道德目的。你偷东西，不管你偷成功还是没有偷成功都是一种道德恶，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道德目的，所以偷盗是一种道德恶。道德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保障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增进每个人的利益。 这一点，在西方道德哲学界的争议是很大的。象诺齐克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人杀猪就是应该的而杀人就是不应该的？”他解决不了这个难题，所以他说，杀猪是因为猪比人蠢，愚蠢的东西、低等的东西，就是为高等的东西服务的，这是一个定律。如果按照他这个逻辑就不好办了。因为就可以推到人类身上了——愚蠢的人就应该为聪明的人服务，聪明的人就应该杀愚蠢的人或者奴役愚蠢的人。因为按照海克尔的说法，最愚蠢的的人和最聪明的人的差距要比最聪明的动物和最愚蠢的人的差距还要大。这样，聪明的人就可以杀愚蠢的人了。 诺齐克他不懂得人类社会的道德目的乃是评价行为是否道德的终极标准。为什么说杀人是不应该的而杀猪是应该的？这个问题，仔细想想，就是因为你的社会是人类社会，你这里所说的“应该”、“不应该”是人类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应该”、“不应该”。猪要是建立了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恰恰相反，杀人就是应该的，杀猪就是不应该的，因为杀猪它不符合“猪类社会”的道德目的，杀人它就符合“猪类社会”的道德目的。杀猪是应该的，仅仅是在人类社会中。因为你所说的“应该”、“不应该”，是用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我们说的道德目的，其实是人类社会的道德目的。 道德终极标准准确的说，它是道德目的的量化。因此，道德终极标准和道德目的还有所不同，它是道德目的的一种量化。因为标准必须能够进行量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