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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政分成比例差异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模型 产业经济 摘 要 作为地方管理者，地方政府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又要保证本地区的社会福利，地方政府总是在衡量中央与地方的利益。那么在中央政府要求压制某一产业发展，增加某一产业税收时，地方政府将做出怎样的反应？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基于财政分成比例差异建立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得出了当地方政府则倾向于保护治内房地产产业时，地方政府面对中央政府的税收压力会做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中央政府的最优决策则是征税时避开地方政府保护的产业。 一、引 言 中央政府从06年开始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调控房价但是房价仍然居高不下。房价居高仅仅是因为市场的力量吗？房地产作为一个收益丰厚，对政绩有多方面积极效应的产业,往往是地方政府的重点发展对象。面对上级政府的压力，地方政府是否有动机做出保护房地产业的对策？ 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纵向财政竞争的讨论由来已久。马骏[1](1995)建立了一个中央先行动的先行者博弈模型，中央频繁调整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做法加剧了地方“藏富于企业”以及讨价还价的动机和做法，会导致地方征税积极性的降低，进而不仅不能提高中央的财政收入，反而在实践中“得不偿失”。王国生[2]（2001）提出，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再是简单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对等博弈主体角色。陈抗，顾清扬[3]（2002）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采用省级数据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着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指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作为地方管理者，地方政府既要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又要保证本地区的社会福利，地方政府总是在衡量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沈坤荣、付文林[4]（2005）用地方预算外收人占GDP比重的高涨来验证“藏税于民”、纵向财政竞争的假说。土地作为一个与地方联系紧密，不透明度较高且收益丰厚的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成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重点财源。程瑶，高波[5]（2008）认为在税收辖区内消费者总效用最大化和政府税收收入最大化的双重目标约束下，房地产税对地方政府有激励效应。张清永[6]（2008）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土地收入分成的历史，验证了中央和地方之间在土地收入上的纵向竞争关系，提出了两个假说：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划入地方固定收入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收入分别会有显著增加；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划入地方固定收入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会有显著增加。吴群，李永乐[7]（2010）中国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土地财政的一个根源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地方竞争体制进一步驱动了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的土地财政策略。 许多文献验证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博弈的存在，并通过建立模型与实证分析讨论了地方政府面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有做出消极应对的行为。本文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基于财政分成比例差异建立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模型，分析地方政府面对中央政府政策压力时会做出怎样的对策。 二、模型结构 假设社会只存在1和2两个生产领域，两个生产领域在当期均生产1单位的产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当期财政收入皆来源于这两个领域。另外设定生产领域1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信息搜集成本小的、税收征收成本低领域，生产领域2是信息搜集成本大的、征收成本高的领域。在这里认为房地产业是生产领域2，而社会其他生产领为生产领域1。 假设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从领域那里征收的产品比例，也即领域企业的税费负担比例。税费负担给生产领域带来成本，对生产有负面影响，用表示。该影响与领域企业税费负担比例成正比，且边际效应递增。；；；；。简单的设。也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领域的征收努力程度。 令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生产领域征收税费后中央的分成比例，由中央政府决定。用和分别代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有：，。若中央政府为满足当期基本财政需求的预算支出是，地方政府的是，则必须有和。 假设地方政府由于掌握信息的充分性，在征收时不会有任何的征收成本而中央政府在领域向地方政府征收收入时，要付出掌握地方政府财政信息和监督地方政府行为的征收成本，征收成本随分成比例递增：；；。简单假定，。也就是生产领域2与地方政府关系更紧密，对中央政府来说信息不透明度高，获取信息的成本相对生产领域1要高。 在这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同时决策。中央政府的决策变量为，地方政府的决策变量为。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在保证地方财政需求的情况下，最小化对产业未来生产效率的损害即： （1） 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在保证中央财政需求的情况下，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