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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回顾与前瞻 20世纪80年代的政府绩效评估注重行政效率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面临着“文革”时期留下的“规模臃肿、办事拖拉、不讲效率”等弊病。这些弊病严重制约着我国行政机构的效率和治理水平。为此，我国于1982年进行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通过大幅度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等具体措施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也开始起步，受当时社会背景和宏观政策的影响，政府绩效评估主要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导向展开。(价值取向) 为了配合机构改革进程、巩固改革成果，1982年劳动人事部下发了《关于建立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的通知》，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劳动人事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逐步推行机关工作岗位责任制的通知》。两个通知的出台与贯彻实施，使岗位责任制在我国的政府机关中开始逐步建立。随后，在当时国际上十分流行的“目标管理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政府部门的岗位责任制逐渐发展为目标责任制，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到1998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23个省区市实行了省区市级机关目标管理，90%以上地市级机关推行了目标责任制，100多个城市实行了城市目标管理。 除了目标责任制，效能监察是这一时期又一项有代表性的绩效评估方式。1989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行政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既包括效能监察，又包括廉政监察”。效能监察是我国首次使用外部力量对政府内部管理效能进行监督检查的方式，从效能监察入手，目的在于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做到防范在先，使纪检监察工作紧贴改革和经济建设中心，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到1999年，全国已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效能监察工作。 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导向的绩效评估，促使政府部门关注自身的管理方式和行政效率，对于政府更新观念、转变职能等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这种评估方式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内部绩效的评估，忽视了政府行为的结果和社会影响，违背了政府的“公共性”价值。 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绩效评估注重服务质量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阶段，各级政府在不断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也开始日益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这一时期，很多政府自发形成了绩效评估意识，将绩效评估切实作为改善内部管理水平、提高外部服务质量的关键环节来抓。同时，受西方先进评估理念的影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的关注点也逐渐从内部转向外部、从效率转向结果，并将服务质量作为衡量自身绩效的重要内容。 在1991年英国“公民宪章运动”的启发下，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了对社会承诺制的探索。1994年6月，山东省烟台市政府借鉴英国公民宪章运动和香港公共服务承诺制的经验，率先在烟台市建委系统实施了社会服务承诺制。1996年7月，基于烟台市社会服务承诺制度的成功经验，中宣部和国务院纠风办决定，把宣传和推广社会服务承诺制度作为加强行业作风和职业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不久，建设部、电力部等八个部委相继实行了社会服务承诺制度。随着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在全国范围和多个行业普遍推开，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政府更加重视服务意识与服务质量，伴着公民政治参与观念的日益成熟，“公民评议政府”作为一种新的绩效评估形式广泛应用于我国各地的政府组织：1998年沈阳市的“市民评议政府”；1999年珠海市的“万人评政府”；2000年邯郸市的“市民评议政府及政府部门问卷调查活动”、广州市的“市民评政府形象”；2001年南京市的“万人评议政府”、辽源市的“万名市民评议政府活动”、杭州市“满意不满意评选活动”；2002年温州市市民对“48个市级机关部门满意度测评调查”、邵阳市的“优化经济环境综合测评”；2003年北京市的“市民评议政府”、锦州市的“市民评议政府机关”和“评选人们满意公务员”等等，都是“公民评议政府”的典型范例。 90年代的这种以服务质量为主导的绩效评估方式，有助于政府改善与公民的关系、树立良好的形象，还能够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加强行政监督。并且，这对于政府提高绩效、建立责任意识以及改善服务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也存在着评估内容片面、评价主体单一、定量评价缺失等方面的不足，有待于进一步改进或运用其他绩效评估方式予以弥补。 新世纪初的政府绩效评估注重科学方法 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的施政理念发生了新的变化，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等全新理念逐渐融入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估之中，“构建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成为新时期政府绩效管理的迫切要求。这一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最大特征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一些先进的绩效管理理念、工具和方法引进使我国政府的绩效评估逐渐走上了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