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生涯漫忆.doc

“音乐生涯”漫忆 罗立斌 （一） 我1917年生于广东东莞茶山镇属的寒溪水乡，大概在三、四岁还不记事的时候，就迁居广州市的珠江南岸。小时，可能还没有什么“音乐细胞”，连简单的儿歌也唱不好。当时广州流行的的儿歌是：“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槟榔；槟榔香，买紫姜… …船（没有）底，浸死两个番鬼仔：一个浮头，一个落底！”末句大概是鸦片战争后，广东人民对侵略者普遍仇视的反映。偶而，在听堂姑或寡嫂们念《金叶菊》之类的“古仔书”（有韵的朗读故事）时，竟也“小泪纵横”。因为说的多是妇女受封建制度迫害或不幸婚姻悲欢离合的故事。上了几年私塾，没有音乐课，老秀才们当然不会教唱歌。家里没人信“教”，也没进过教堂。后来上小学了，课程表上有“音乐”两个字，大概每周两节共二小时。我上的是私立的“平民”小学，教师是“图工音体”集于一身。他会踏风琴，算开了我的“耳界”；唱的是《葡萄仙子》之类的儿歌。他范唱不好，引不起同学们的兴趣。因而音乐课听起来不像诗朗诵，也不是宣叙调，倒有点像私塾里的“背书”。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不时还可以听到“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奋斗！”的歌声，当然，那时还不知其所以然，学校和家里也不让多唱。 （二） 1929年夏天，我从小学五年跳级考入国立的中山大学附中；音乐课时间同小学差不多；不过，听到器乐之王——钢琴的声音了，教学也都比较正规。一年级是两个女教师轮流地上课，下课钟声一响就走，只学了《总理纪念歌》（纪念孙中山）等两三首歌。二年级时来了一个兼教几所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的男教师；他嗓子好，范唱比较引人，同学们对唱歌也渐感兴趣。他是浙江人，普通话虽然不标准，却极力要求学生不用“广东腔”；同时讲一点“啊、噢、依”的发声原理，唱起来就比南腔北调要顺耳得多。可以说，我的“乐感”和“乐欲”也在这时初步萌发起来。我记得起初唱的是两首填了词的外国歌曲：一是把西班牙民歌《幻妮塔》（见《101首优秀歌曲集》* 第24首，以下均简称《歌集》）改为《明月》，以“光皎洁辉煌，从容现出自东方！”为首句，目的可能是想培养学生善于对自然界“触景生情”的审美心境。另一首是借爱情歌曲《安妮·罗莉》（见《歌集》第65首）填上《野草》作词，虽然音域并不比《明月》宽，但旋律在进行中跳跃跨度较大，显得抑扬顿挫，适于锻炼歌者“应变”的能力。尔后，他就干脆以《101首歌集》（多为欧美古典民歌）为主要范本，而且一律用英语教唱。 我记得，最先选唱的是：《可爱的家》（《歌集》第52首）、《 *《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Published by the Book Division of The Cable Company(USA),Revised Forty-sixth Edition. 《海上泛舟》（《歌集》第2０首）等较为简易的歌曲；后来，才逐 渐唱《雄犬》（《歌集》第１６首）、《夏天最后的玫瑰》（《歌集》第2７首）、《西班牙骑士之歌》（《歌集》第１０３首）等较为复杂的作品。这位教师执教的重点似乎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所以一些多声部的合唱曲，例如《士兵进行曲》（《歌集》第４１首）等，就以“市 师”为基础组成课余的“合唱队”，还作校际演出；我拿着他送的入场券去听过几次，也颇受感染。 《歌集》中有进步意义的歌曲不多，课堂上只教唱过《老黑奴》（《歌集》第４６首）等一两首；其他如《马骞曲》（《歌集》第８首）和《争自由的呼声》（《歌集》第１１首）等，都是我们自己唱会的。另方面，《歌集》中的宗教歌曲不少，但从来没有出现在课堂上。由此，可以窥见这位声乐教师的思想倾向。一般说，当时的“学院音乐”同民间音乐、流行音乐(教师们对欧美爵士音乐特别反感)、电影歌曲以至救亡歌曲，是“其道不同”的；学生们的兴趣、趋向，也多种多样。只有一首《奋起救国》，词古曲洋，却受到普遍欢迎。当时，我记得自己唱会的除了个别电影插曲如《梦情人》等外，比较感兴趣的是肖友梅的《问》。整个初中二、三年级，教师从《歌集》中教唱的歌曲，大概有二十首左右，平均每月约一首，进度是不快的。当年，我虽然“音域”不宽，从低音Ｇ到高音Ｅ，但还是“唱歌”的积极分子。因为住校，课余的时间比较多，尤其在几平方米的洗澡(冲凉)房中引吭高歌，往往“自我感觉良好”！１９５０年初，我在率部队（１９兵团１９１师）修筑天（水）宝（鸡）铁路时，曾托在广州读书的弟弟买得一册《歌集》。粗算一下，可忆可唱的还有３０余首（一半是自学的）。在抗美援朝战役战斗的空隙，我在地下室里有时还吟唱起来。现在，当然大多是忘记了，偶而在宴会“卡拉ＯＫ”的录音里听到意大利民歌《桑塔露其亚》（《歌集》第１９首），还能用不纯熟的英语随唱起来；有些歌曲，仍耳熟能详，但已经忘记了出处。还有《歌集》第52首是苏格兰民歌，意译为“友谊地久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