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doc

　　他们是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曾经都怀揣激情与梦想来到一线大城市打工，历经1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决定返乡或是到小城市重新开始。这不同于以往那些厌倦了都市生活到丽江晒太阳或是去乡下农耕的选择。而他们不断反复、挣扎到坚定的经历，对你我而言并不陌生。 　　去大城市读名校，留下来找个体面的工作，这是多少年轻人的梦想，并努力付诸实践的人生轨迹。就像电视剧《蜗居》里的海萍，如愿以偿地离开那个成长的小地方，甘愿受苦也要在大城市扎根下来。但是，这两年却渐渐出现回流的迹象，一些在大城市里打拼多年的青年人，由于各种原因，开始将目光转向故乡或者二三线城市。 　　“只有时间是真正向前的，我也是在上海10年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从大学刚刚毕业进入外企，奋斗到年薪30万元，我却觉得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没有指望了。” 　　35岁的王雨一直没有在上海买房子，每次想要买的时候，算下来都要花光手头的积蓄并背负沉重的还贷压力，这让她很没有安全感。同时她又不希望因为买房让自己的生活水准下降，故而一拖再拖。在大城市里生活，所有的梦想都被具象的数字所替代。其间有人能安之若素地享受这种“激励”方式，而另一部分人，像王雨一样，还记着自己的梦想，这种落差会让他们陷入严重的都市焦虑症。 　　城市不是纵向的高楼，而是横向的人群 　　“我不想被钱打败，但是我已经输了。算了一下，要给自己和父母分别在上海城郊买两套不怎么样的房子再留一点不怎么丰厚的退休金，至少需要600万元。那就意味着，我要为房子奋斗20年。钱好像永远都不够用的感觉让我很崩溃。我并不真正拜金，现在即便是限量版的LV包也不能带给我多少喜悦了，物质带来的简单快乐也没有了。因为我知道它们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最终王雨选择离开上海，回到家乡兰州市，“我的资历就是我最好的奢侈品”。 　　回去后，王雨很快在市中心买了一套房子，24层的高度，让她能够俯瞰整个城市的繁华，最重要的是，她终于有时间和心境来感受兰州的温度，这曾经是她多么希望逃离的城市。“最大的幸福是，我不再自责。我无须给父母提供上海的好生活，而他们也不必晚年背井离乡。” 　　金钱成为很多在大城市打拼多年的年轻人心中无法言说的痛。近来媒体一直在关注“蚁族”现象，在北京，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了留在首都谋求发展，只能聚集租住低廉的房子。他们和蚂蚁有着很多类似的特征：高智，弱小，群居。有专家直指这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失败。然而在这背后，与大城市资源密集发展，社会价值标准向钱看齐等等方面都有着诸多联系。 32岁的吕世锋在北京工作10年后，于2007年底回到石家庄。他用卖掉北京四环外那套房子的钱，在石家庄市中心买了3套房子。这样的选择，是他历经两年深思熟虑的结果。 这个理性的年轻人分析自己之所以走这步棋，出于几点考虑： 1．距离父母近，于父母和自身的健康相互间都有照应，也就是兼顾了孝道和生活的便利； 2．自己在老家石家庄人脉关系更多，30多岁了，虽然在北京个人发展得不错，但还是想能自己做点事情，不是老给别人打工； 3．以自己在北京积累的个人经验，放在三线城市，个人发挥余地更大，更有竞争力，更容易得到认可，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4．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上，在小地方生活收入支出比更大，除了买房，手头还能留下不少活钱； 5．最重要的是，老婆在石家庄工作相对稳定，曾试图全家到北京发展，老婆不适应，也就作出了让步。 吕世锋的这些考虑因素，其实囊括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当37岁的杨帆踏出常州车站的那一刻，看到接他的朋友围成一大圈，“城市并不是纵向的高楼，而是横向的人群。我知道自己作了正确的决定。” 空间转换也未见完美 没有共同长大的朋友、没有世交亲人，也没有老街坊邻居……关系链条的断裂让在大城市的每个外来移民都无所适从。就像盆栽一样，扭曲着枝干来迎合花盆，最多也是自顾自美丽罢了。小时候的教科书写着“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现在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口众多、资源紧缺。 但是换个城市重新活过，毕竟是人生一次重大的抉择，况且是在人生而立年之际，要将自己前10年的经历重新洗牌，重新排列，未知的前途，让每个面临改变的人都曾经历了不安，反复，甚至恐惧。个中滋味，惟有自己最清楚。 作为国家公务员，35岁的王瑛选择从上海调到南昌，让所有同事大跌眼镜，从高处往低处走，这在整个系统内都前所未有。收入至少损失一半，年迈的父母都在上海，他们也从未想过一直当家做主的大女儿会有一日离他们这么远。 还有，曾经是物质女、月光族的王瑛，下班就会去淮海路逛大商场，而南昌远没有那么繁华，她变成了宅女。爱情使然，让她克服了这一切。先生是南昌人，不喜欢大城市的拥挤生活，王瑛为爱作出了让步。“人生总要有取舍，看你想要什么。仔细想想，大城市那些所谓先进浮华的东西其实跟自己无关，我现在没有上下班挤车的问题，单位与家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