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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困境中看当今大国博弈与寡头经济 刘赵喆 学号：2011313575 11级电子商务 由兰德公司的艾伯特.塔克在1950年提出的“囚徒困境”问题，成为博弈论学术范畴中的经典，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的目光。 通过均衡利弊，双方最终选择坦白，实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合作使博弈双方的状况好转，要维持合作也是十分困难的。囚徒双方在决策时都没有选择共谋窜供，当然也没有考虑社会利益，而选择了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坦白——背叛对方的方式，结果最终获益的实际上是国家的法制体系和社会福祉。这符合了《圣经》中希伯来先知的预言“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因果报应说。应当嘲讽的是，利己主义者决策的最终结果是使社会受益。 我认为，增强未来的重要性，或者说给予重复博弈的机会，能有效地改善囚徒困境。比如长期相邻的人相互敌对，只会是两败俱伤，陷入军备竞争的结局。例如中日两个相邻的国家，分别是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又同时是军事强国，在历史，领土，社会制度上有潜在的，深层次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在如今的外交关系上，依然能做到以和为贵，这就是未来的重要性在发挥作用。很多人认为中国外交上所惯用的谴责和严重关切，是软弱无力的表现，在赴日本鹿儿岛大学交流之前，我算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了。但是现在，在观察了日本的民族风土人情之后，我认为，中国现在选择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卢梭所阐述的“完全理性”的行为。以中国目前8%的经济增长速度，辽阔的国土面积，庞大的国内市场消费人群以及廉价的劳动力，对比日本几近停滞的经济发展速度，狭小的地域面积，匮乏的自然资源以及战略纵深和能源储备的缺乏的现状。对于中国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是极为正确的，在30—50年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社会主义中期阶段的中国将远远领先于日本，彼时中国的状态便符合了《孙子兵法》中“不战而胜”的大国博弈的最高理想状态。而从日本的角度看，此时的博弈却是在十分的被动中选择自己损伤最小的决策。一方面，日本在政治上长期受到美国的支配，缺少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话语权。另一方面，日本在经济上资源很多不能自给，同时本国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扬，人口负增长所导致的国内市场减少，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弊端渐渐显露带来的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使其对于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大局上保持合作关系成为日本唯一的选择。此时的双方合作，是二战中博弈经验的积累与两国在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建交后，分分合合重复博弈的结果。中日的民族矛盾因而衍变成了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的次要矛盾。 很多人认为，博弈双方的合作意识能够有效破解“囚徒困境”。而我却认为，若想维持双方稳态，采取“一方不合作，而另一方也随即不予合作，因而达到一种永远不合作”的冷酷策略，才是现实生活中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理性合作的最优决策。在寡头垄断经济中，如果能实现合作垄断，比如操纵产品价格上扬，暗箱操作瓜分市场份额，最终导致的结果，只会是产品质量下降，整个社会消费群体受害。最后，整个产业倒退并失去大众的信任感，彻底失去产业的活力和吸引力。这样的合作是非健康的，同时也是非可持续发展的。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寡头双方采取背叛性竞争的结果对社会最为有利，因为这个结果使总剩余最大化。”据此我认为，在实现“帕累托最优”时，整个产业是处于积极向上势头的，因而寡头各方非合作的竞争，即是以自身短时间的损失换取信誉，赢得长远的发展。这就是为何我们看到诸如联通，移动两大通信巨头不断降低手机通信价格，推出更优惠使用的套餐，改善网络通信速度的原因。从囚徒双方来看，坦白可以赢得诚信，服法的声誉，对警方在下一次博弈中的判断力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提高信息透明度，也是破解囚徒困境的有效方法。今天，是一个完全信息化的时代。谁拥有更多的信息，更强的信息组合分析和处理水平，谁就将在决策时赢得先机。而如果囚徒双方在心理学上完全知晓对手的价值取向，则博弈的结果毫无疑问将是颠覆性的。但是对于寡头垄断经济来说，一旦垄断企业达成托拉斯联盟，实现了信息完全化，将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导致经济畸形发展。对于这种市场失灵现象，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写道；“同业者往往很少聚在一起，但这种集会的结果是针对公众的合谋。”这时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加强立法。通过增强法制体系的方法，干预经济，比如英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和美国1914年的《克莱顿法》。 最后，探究一下双人博弈切分蛋糕，如何实现公平的方法。我认为，可以使用一种“制定规则者，最后获益”的方法。即由甲切分蛋糕，但乙先选择。按正常的利己主义而非“孔融思维”的思想，乙一定选择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较大的一份，这时甲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被迫选择绝对公平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