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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意见要点 武胜县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土地权属确权的决定（将利民街3.3亩土地确权给蒋晓波）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第一，人民检察院的鉴定结论已证明武胜县人民政府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缺乏依据支撑。被申请人武胜县人民政府2008年12月2日作出的决定书，其主要依据是“委托书”是李永健真实意思表示，而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滥用职权刑事案件中，依法对“委托书”进行文检鉴定已证明了“委托书”不是李永健书写，因而不是李永健的真实意思表示，人民检察院的鉴定足以推翻县人民政府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广安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广检技鉴（2007）第4号鉴定合法有效，应予以采信。 第二，至于申请人在人民法院庭审中出示该证据和人民法院在裁定书中裁明对“委托书”双方质证无异议的问题。该“委托书”来源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或国土局档案室，多年尘封未启，申请人委托的律师调取该“委托书”后一直保管在律师卷中，申请人未及时阅核，且事隔多年，突然在法庭上出示，申请人未注意到是否是本人所定，且申请人曾是给蒋晓波出具了一份委托书，其委托内容是委托蒋晓波代为办证。因此，在代为办证和办给蒋晓波所有的“委托书”内容上，存在回忆模糊，不足为怪，人民法院凭当事人模糊加快作为定案的依据，显然不当，且一审裁定后，申请人立即提起了上诉。 综上，至少说明两点：第一，蒋晓波无取得该土地权利的任何合同和法律上的依据，第二，申请人也没有让渡土地给蒋晓波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为无依据，应予以撤销。 从本案“以地抵工程款”合法依据角度分析看，进一步说明应确权给申请人，申请人享有此项权利，而蒋晓波则无权利。 第一，根据合同主体、合同内容相对性原则，申请人李永健是土地出让的原始取得和登记者。因为2001年4月1日武胜县国土局与申请人签订的《以街换地引资协议》以“工程款置换土地”的权利义务，只能发生在国土局和李永健特定主体之间，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工程款置换土地”导致债的抵销的权利，申请人李永健是土地权出让第一级受让人，是原始取得者。蒋晓波不是本合同的相对人，未与政府建立“工程款置换土地”的关系，则无此权利。 第二，偿债不能以土地种限制流通物直接作为债抵销的对象。（2001年4月5日）李永健与蒋晓波所签订的《承包协议》，是工程承包的合同，派生出来的是合同之债的法律关系（合同之债的履行无外孚金钱、代替物、行为履行，而代替物的履行必须是能自由流通的商品）。如果说李永健欠蒋晓波的工程通过土地权利来履行，无异于土地的私下交易和买卖，李永健与蒋晓波签订的《承包协议》中第五条关于直接以地抵余款的约定国家所拥有的对国有土地直接控制的权利，因而无效。如果说李永健要将该土地权利作为对蒋晓波工程款的充抵，必须首先将该土地登记在李永健名下，然后进入二级市场，补交出让金和相关税费后，然后才能过户给蒋晓波，否则将造成国家出让金和税费损失。所以即使“委托书”是李永健的真实意思表示，他的意义在于土地的流转，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43条，《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的规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政府和国土局的根本错误在于此。 第三，政府和国土局违反约定抵债。《以街换地引资协议》原则，工程“每投资50万元，经验收合格，可划等额相同的80%土地，土地地价按13万元/亩生地出让。”而蒋晓波的工程结算不足20万元进抵债，导致的后果分割了李永健的土地权利。 第四，政府和国土局违反程序颁证。 首先，未尽审查义务。国土局在政府向其发出的通知中明确“用地户必须按照审批”，未注意李永健与蒋小波以地抵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其次，缺少初始登记程序。未依照《土地登记规则》初始登记到李永健名下，直接将土地使用权办给蒋小波。 再次，缺少登记材料。输土地变更登记，依照《土地登记规则》，凭双方提交的申请书、身份证复印件、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缴纳的出让金、土地缴纳的税费文件证明及原《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申请办理，而国土局仅凭一纸的“委托书”办证，显然错误。 还有，先无蒋晓波登记，后补办。国土局更为错误的是，在李永健向国土局打欠手续费欠条和2003年向有关单位主张权利后，其证由于李永健手续没交扣在国土局，反而通过蒋晓波在报纸上登载“遗失启事”为其补办使用证。（见广安市国土局调查报告：档案中，见2002年1月7日县国土局“土地登记审批表”，但未见颁发给蒋小波《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领证记录及签收依据；2006年1月13日县国土局以原颁发给蒋小波《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丢失为由，再次填写“土地登记审批表”，表中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文件一栏中“《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武胜国用（2005）1722号”，而2002年1月7日审批后，长达四年才补证，原证在何处？补发的新证仍是“武胜国用（2005）1722号”，是何原因？） 国土局颁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确认错误。 “蒋小波”和“蒋晓波”仅一字之差。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