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教材教学课件.pptVIP

汉武帝 汉武帝（前156—前87）是中国历史上很有雄才大略和作为的封建帝王。他在位（前141～前87年）时，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把西汉王朝的统治推向鼎盛时期。在政治上，改革仕进，实行察举制度，选拔人才。实行“推恩令”，解决了王国问题。惩治豪侠，处置郡国豪富；在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中央专卖。中央铸“五铢钱”，统一货币。大规模地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在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大力推行儒学教育。通过以上措施，使中央集权的统治得到巩固和加强，并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鼎盛局面。但是，汉武帝后期，连年征战，国库空虚，迷信奢侈，重用酷吏，社会动荡，农民暴动。汉武帝颁布承认过失的“罪己诏”，停止征伐，减轻赋税，除去暴政，恢复民力，发展农耕，避开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 汉武帝在经学史上作用与影响的基本评价 一方面,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得《诗》、《书》、《礼》、《易》、《春秋》成为法定的“经”典,⑤从此以后,“五经”被定为“群籍之首”,拥有了不可动摇的神圣地位；儒家经学遂成为官学,成为普通人致仕的最重要的工具；这无疑大大促成了普遍的习经风气的形成经学的兴盛繁荣。武帝时博士弟子的入仕及其察举制度,发展到隋唐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在武帝之后二干余年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学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文本依据。 另一方面,汉武帝在经学的政治作用的定位上,主要注重的是为专制政治 “缘饰”的功能,换句话说,就是在政治运作的显性模式上确认了经学的地位,而隐性模式上坚守刑名法术为根本原则,并直接影响了后世帝王利用经学的态度。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武帝对经学的定位,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学失去原始儒学独立思想的特质,使得儒家逐渐由创造性的思想转向以解经为主的解释型的思想。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 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目不窥园》的典故 “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史记 儒林列传》 解释： 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后面讲学，弟子们按照入学的先后转相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竟然从没见过他。董仲舒精心钻研学问，三年没到园圃中观赏过一次，称为“三年目不窥园”，后来后人从中提炼出成语“目不窥园”。他的进退仪容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不做，学生都尊称他为老师。 天人三策 对策　　 汉代出现的察举制度的一种考试方法，又称“策试”。汉文帝二年（前178）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十五年再诏举贤良能直谏者，并亲自加以策试，其时，参加对策者百余人。察举对策制度自此而成立。 所谓对策，就是把策题书于简册之上，使应举者作文答问。策问有君主“求言于吏民”之意，策题一般以政事、经义等设问；答策则相当于“应诏陈政”，发表政见。王朝往往因灾异、动乱而下诏特举，使应举者对策进言。君主常常亲自主持策问并阅读策文。所以，对策兼有征询政见与考核才识的双重意义。 汉武帝及其“举贤良对策”  登基伊始，汉武帝召集中央及地方要员，要求他们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由皇帝亲自拟定有关时政的问题进行考问，被问者要以书面回答。这就是策问。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再次下令诏命举贤良文学上书对策，为改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于是，就有了历史上关于汉武帝、董仲舒之间的三次策问与三篇对策，史称“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1. 王道通三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汉书·董仲舒》）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王道通三》）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诸不在六艺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