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的失误.docx

名 家 的 失 误 ——小议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文学批评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怪事：一个作家享有伟大声誉，其言论著述便被人们一再拔高。有时甚而把谬误之说也褒美为金玉良言。现行中学语文课本高中第五册第一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以下简称《谈》）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正文前面的“预习提示”称：“这是一篇文艺评论，茅盾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和方法，分析评论了《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他的见解精辟深刻，有独到之处。”然而细读《谈》文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评价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编者给《谈》文所下的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善于从阶级意识去描写人物的立身行事。”为了支撑这个结论，茅盾列举了林冲、杨志、鲁达这三个人物为例。首先判定“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接着推断“鲁达，一条光棍，也没有产业，光景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而由行伍提升的军官”，杨志则是“将门之后”。笔者认为茅盾为人物确定的上述阶级成份很值得商榷。这里不说杨志，因为《谈》文据“三代将门之后”的叙述加以认定，总算持之有故。鲁达的“贫农”或“手艺匠”出身就很难让人索解。《水浒》除了交代他是关西人，曾在老种经略帐下做提辖外，好像没有提供可以确定他阶级出身的依据。诸如产业、职业、家眷等都未提及。如果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或许还可以据史查证，可他只不过是个艺术形象，原作者不交代，岂可望空悬想，随意断定。《谈》文把《水浒》未写他有亲故、妻室、产业拿来作依据，认定他是“贫农或手艺匠出身”，实难让人信服。况且，原著未交代人物身世的并非只是鲁达一人，除叙述少数几位有妻室或娶过妻室外，百零八将中，大多是不近女色的光棍。譬如刘唐，小说只介绍他祖贯东潞州，“自幼飘荡江湖”，“是江湖上好汉”，同样没说他有妻室、产业。倘若据此给他划上某某阶级的成份，赞同者恐怕不多。退一步说，就算《谈》文为鲁达确定的阶级成份完全可信，如果以手艺匠为准，那他是徒弟还是师傅？若是师傅，带上几个徒弟，又拥有一定规模的作坊，日进斗金，吃香的喝辣的，那该属于哪一个阶级？这与他的“一无挂虑，敢作敢为”又有怎样的联系?《谈》文给林冲确定的阶级成份，尤其使人不敢苟同。众所周知，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明朝中晚期，亦即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前期的事情。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稍早些，也只是十四世纪的事情。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也就是十二世纪初期。《水浒》不仅以宋江农民起义为题材，而且也正是在北宋末年这个历史背景下去刻画它的人物的。就时间而言，同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差至少两个世纪，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相去四百年以上。没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当然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自然也就不存在，无论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什么人员都不可能产生。若要考查《水浒》人物的阶级出身，就应当充分尊重这个历史事实，把人物放在北宋末年这个历史背景下去进行。《谈》文断言“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这个无端而来的观点着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若径直撇开社会形态，单以经济地位高低，个人收入多寡而论，那就不仅有林冲这样的“小资产阶级”，更有历代帝王将相那样的“大资产阶级”！如此一来，政治学上把阶级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就纯属多此一举。林冲的家庭出身也是一个问题。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人称林武师。即使按今天的说法，“枪棒教师”也只能算是他的本人成份，而《谈》文却由此演绎出“林冲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的推论，这与小说的叙述是相悖的。《水浒》交代，林冲的父亲官居提辖。“提辖”是“提辖兵甲盗贼公事”的简称，是宋代一路或一州的武官，主管本区训练军队，督捕盗贼等职务，品级并不低。因而林冲无疑应属军官家庭出身，而非“出自枪棒教师的家庭”。《谈》文说，“《水浒》又从这三个人的思想意识上说明了这三个人出身不同的阶层”。林冲等三人出身什么家庭，见仁见智，难有定论，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其“不同”到底有多大呢？在此就他们的官职做个大概的比较：杨志、鲁达都是提辖，林冲只是一个教头。“教头”之上还有“都教头”，约相当于中下级军官。像林冲这样单称“教头”的，级别很低，不能指挥军队，社会地位或握有的实权都远远比不上提辖。《谈》文用阶级论来分析人物，杨志比林冲地位高，所以一心想做官，“搏个封妻荫子”，要走上造反的道路，必然会拖泥带水。如果文章就此带住，尚无破绽。接下来的分析就与上文大相抵牾了;地位高一些，没来由当“强盗”的鲁达“一无挂虑，敢作敢为”，只当了一个芝麻小官的林教头反倒瞻前顾后，扭扭捏捏，不敢主动造反。如此一来，文中蕴含的“越穷越革命”的推论在这里就卡了壳，断言《水浒》在描写这三个人物的性格时，“处处都扣紧了他们的阶级成份”就一下子悬到了半空之中，失去了依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们的批评界不知不觉地制造出了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