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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经商智慧 南镜/文 近来读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智慧》，豁然开朗，心想：既然有中国式管理智慧，就一定有所谓的中国式经商智慧。 企业家，往雅的方向说，就是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营者；往俗的方向说，那就是成功的经商人士。所谓商海浮沉，利来欲往，经商的人很伤身、很费神，若要经营成功是很需要大智慧的。 那什么是中国式经商智慧呢？成功的经商人士最有发言权。但这往往又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秘而不宣，或传男不传女，形成家规家训，这使得经商秘诀难入大众视野；第二种是经商之人与知识分子关注不同、路数相异，很少真正有学问的知识分子热衷去经商，当然更难得去总结归纳。于是便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经商属于实践范畴，难入大道，有技巧无智慧，做着少说或不说；说者大多不做或少做。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例外，譬如《史记》的“货殖列传”，以及近代最著名的胡雪岩的经商智慧，就被广为传诵。 如今书市上所谓经商的书籍汗牛充栋，但在我看来也少有鞭辟入里，切中中国精神要害的。于是，所谓的中国式经商智慧，竟如最大显学中的“潜学问”，渐渐的犹如生活中的“潜规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其实，所谓的中国式经商智慧，无非就是中国商人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运作方式。因为传统社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中国商人智慧的特殊性。 首先是拉“帮”结派，实现永久性交易。某一区域的商人通过与行会、会馆而自愿结成 “帮”，形成关系纽带，这就是商帮。中国的商帮是出名的，如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等。商帮或行会的目的在于排斥外部竞争，规范内部行为，维护商人的共同利益。 从小的方面来讲，所谓的拉“帮”结派还会形成商人自身的小圈子，这固然跟从事的行业息息相关，但这种“商人圈子”是以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家族事业或家族企业；二是运作过程中的“帮、传、带”以及相关关系的延伸，业务介绍往往需要熟人介绍；三是纯粹私交朋友关系，即从其他领域延伸过来的关系体，大家熟人熟面，办事方便。 “商人圈子”形成，一般就形成了自我约束的局面，也破解了商人天性中“唯利是图”的基因。因为商人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就形成了多次博弈，而不是一次性交易，因此从长远来看，就实现了商业中的永久性交易的预期，推动了商业逐渐向公平、公正、公开转变。商人越来越“圈子化”，圈子越来越交叉化，每个商人都编织了自身的关系网和业务网，并逐渐吐故纳新。这是幸事，也是不幸事。因为很多幕后交易、暗中谈判等都可以产生。 商人重视“圈子”效应，于是也就形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商业生态：先拉关系，先做人，再讲生意。这在应酬上尤为明显：中国通常是先吃饭喝酒，关系差不多了然后再签合约；而西方往往先谈判签约，然后再以合作伙伴身份吃饭喝酒庆祝。 其次是“官”商结合，实现排他性经营。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政府控制了资源配置权，经商成功就只有走官商结合这一条路。这里面有钱权交易的玄机：一来用权力可以换取某一行业或地区经营的垄断权，从而排除竞争，获得暴利；二来用权力可以让政府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让官员为自己服务或代言；三来可以低价获得政府控制的资源，譬如土地或者优惠政策。于是，“官商结合”成为了经商快速成功的一大手段。 在官商交易的权力市场上，像商品市场那样明码标价的情况是有的，但毕竟政府还要打着“为民作主”的幌子，而且赤裸裸的交易也会被供给方的竞争者消灭。因此，钱权交易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有几种主要方式：一是对官员行贿。这是从古至今始终不变的一种形式，也是屡用屡爽的方法。通常高级的方法是营造一个奢侈的高层次交际场所，让钱权交易供求关系可以在这里各得其所。二是家庭或家族内通过血缘或亲缘关系实现官商结合。因为在家庭或家族的内部市场上实现钱权交易最方便，当然也是最保险。当然这不排除一些有经商头脑的官员让家族成员直接经商，他则在旁相助，实现隐秘的钱权的自身交易；三是商人直接买官。买官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凭着官员的身份可以进入官场，寻找权力的卖方，这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官商结合的最大风险病是往往容易陷入官场政治斗争的黑洞，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方面的典型大概是胡雪岩了。胡靠左宗棠起家，但左宗棠与李鸿章官场争斗激烈，左宗棠势力衰落后，李鸿章打击胡雪岩，胡雪岩就成了左李之争的牺牲品。 最后是“独”家创新，实现突破性发展。这种例子也是常有的，特别是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拥有自家的独特秘方技术，二是拥有过人的创新仿造能力，三是通过某些手段形成区域性独家垄断经营，这些都比较容易获得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结合。如果坚持不懈运用家族式经营的话，则形成老字号牌子，那么就可能占有大量的品牌资源与故事宣传资源。 不过这个“独”家，却是需要独到的眼光和判断，这与其生活的理念和精神状态紧密相关。不当老大，宁当老二。当然，这个“独”，还要包含“独家”的成分，这种成分须有一定创新跟进的能力